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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照
剧情介绍
长篇影评
1 ) 《麦收》：“底层”与“自我伦理”
1《麦收》既是中国语境中探讨纪录片伦理绕不过去的片子，也是女权主义者始终抗议的影像霸权的样本——如何看待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关系。 （1）三位性工作者关于嫖客『好不好』的那场讨论。 拍摄视角位于斜下方，表明这本身也是纪录片中的『偷窥』视角。右女描述此嫖客的『坏』，反复使用『鸡巴』来表示愤慨，配以动作表明如何坏。左女描述同一嫖客的『好』，顺利结束然后睡觉，免受折磨。 讨论中ZC提出右女在自己的描述中是否存在personal attachment的问题。HQ认为在这种描述中，描述者是把嫖客当做一个他者来定义的。 这场戏确实值得玩味，右女和左女看起来是在讲同一个嫖客，但事实上描述的又是完全不同的对象，都在讲自己的经历是特别的，一个是坏得特别（不断重复动作），一个是好的特别。每当一个讲坏的时候，另一个就回应相反的感触。牛洪苗坐在中间听着，关于这场讨论没有发言，在后面听说一个处女价值一万块的时候表示感慨应该『打扮』一下去挣这个钱。 （2）牛洪苗的对镜自述。 从女权之声的描述来看，格格是明确表示拒绝拍摄和拒绝放映的，而牛洪苗的态度是『沉默』，徐童描述为『默认』。 牛在镜头前表现得自如放松，以至于持拒绝态度的格格也流露出了天真的一面。我的疑问是，如果牛是拒绝作品放映的，那么在拍摄时为何能如此坦然地面对镜头，如果牛是默认放映的，那么她是如何理解被拍摄这件事的？镜头毕竟镜头。 2 结合电影讨论的理论文本是吕新雨在2011年南京独立纪录片论坛上引起纪录片拍摄者不满的发言《“底层”的政治、伦理与美学 》（文章包括发言和对质疑的回应两个部分）。文章谈了两个三点，一个是对底层政治的三层理解，另一个是底层纪录片的三种观察。观察之外提出两个重要的观点，一个是引发争议的『没有一个本真的底层』的质疑，另一个是回应质疑而提出的『自我伦理』。 3 对底层政治的三层理解： （1）总体政治环境，『底层现实与上层意识形态合法性之间的冲突与反差，使得底层成为被遮蔽的巨大存在，成为整个社会的“黑暗面” 』，也就说，如果拍摄对象是不合法的，作品只能不合法（比如性工作者）。 （2）历史语义，九十年代初的『老百姓』在中期转化为『边缘人群』，新世纪以来又改写为『底层』，改写固然涉及到学术造词，但在内容上的确展示了当代中国贫富分化急剧加大的社会现实。在这个意义上，吕新雨认为『今天的独立影像其实是面对一个断裂社会里面的底层问题 』，走到这一步就不是自我和他者的个人问题，而是阶层固化的群体关系。 （3）东西方语境中的全球政治格局，『西方对中国底层视角的外部理解，与我们自己在底层内部的视角解读之间互相纠葛 』。这个问题自然并不陌生，只不过从第五代导演的镜头到独立纪录片导演的镜头，『东方』的影像变化过程颇有意思，这个问题也值得单独再讨论。 4 基于这三点，可以理解吕新雨认为『底层』这个概念并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值得怀疑和分析的。就国家意识形态，底层是需要国家改造/救助的一群人，是应该和国家联系最密切的一群人，因为只有国家才能行使一种跨越阶级的力量（自我奋斗希望渺茫、中产阶级没有救助的责任和义务、NGO组织只是杯水车薪），而纪录片镜头中的底层刺破了这种理论上的『亲密』。这种亲密正是李海燕在The Stranger and the Chinese Moral Imagination中反复提到的那个例子，在人流密集的火车站，公安部门打出标语『请不要搭理陌生人问话，谨防上当受骗』，潜台词正是『Trust no one but the government』。或许是底层政治面临的根本问题。 底层这个词之所以复杂，或许是因为它沉积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角力中的所有残渣，对这个复杂的底部而言，要么成为它要么改变它，但镜头的意义却是，如何面对它。 如果不是Yomi特别把『ethics』这个词拿出来作为这学期的主题讨论，我自己是不会刻意去思考这个问题的，甚至可以说，伦理这个词在我这里是缺失的，天然地将它简化为一种个人立场，只要我自己知道在面对对象的时候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合理』（符合我的价值观）的立场/态度就好了。而这种面对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伦理的博弈。 5 三种记录底层的言说方式： （1）尊严政治，季丹、沙青、冯艳、和渊等导演的作品，作者要表达的是一个浪漫主义 的、乌托邦的底层、乡愁的底层。 （2）暴露政治，阴暗的底层，作为黑社会的底层 ，周浩的作品《龙哥》。 （3）游民政治，『把底层作为一个“流民社会”得以存在的价值体系及形态呈现出来，包含了某种粗粝的人道主义 』。 6 关于『没有一个本真的底层』 如果吕新雨只是强调底层的复杂性，或许并不会『激怒』拍摄者，但她强调的是『并不存在一个本真的、“自在”的底层社会的自我表达，很反讽的是，现实中的底层表达也许正是对既定权力关系的模仿和复制——以倒置的方式』。拍摄者把自己视为深入底层的桥梁，而现在吕新雨说这个桥是断桥，是拟象，是仿真，桥那头的人原本是哑巴，现在忽然会说话了那么他们说的是谁的话？（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动画片《魔方大厦》中的《樱桃塔》）显然让很多人不舒服。我都已经这么『底层』地拍底层了，你说我是他者？ 看了《萨满动物》宣言和薛鉴羌的文章，反对意见的核心观点是纪录片反映真实，而理论是在说假话，拍摄是第一人称，而评论家却冷静地使用第三人称，对拍摄者来说，这是一种虚伪的陌生化。 对于拍摄者来说，底层是一个不存在的词，不仅是因为身在其中，更重要的是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里非权贵即底层。用薛鉴羌的话来说，如果你能阻挡强拆不拆你家，你就不是底层。 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这里大家似乎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纪录片除了要面对被拍摄者，同时也要面对观众/评论者，且（发声的）观众和评论者的身份往往重叠在一起。由于独立纪录片的小众性，往往需要经由评论者/研究者的声音来传播，这种阐释在事实上充当了『再创作/完成』的功能。 7 关于『自我伦理』 『自我伦理』也就是『导演与被拍摄者在身份上合二为一』，『把拍摄者与“他者”的伦理关系转换为拍摄者与自我的关系，从而把伦理的压力和挑战转移到自我的身上。这样的方式尤其体现在年轻一代的纪录片导演身上，并且呈现出一种越来越激进的姿态』。我的理解是，原本用以处理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客观伦理问题，变成了处理『旁观的自我』和『沉沦的自我』的主观伦理问题。表面看吕新雨提出自我伦理是在重塑拍摄者，但激发她提出这个概念的是拍摄者和评论者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去看有点意思。
2 ) 苟且偷生
徐童是一个太懂得生活的人，他知道如何接近通常意义上拍摄者很难接近的人群。“苗苗”对于很多没有见识过妓女这个行业的人来说，是绝对的未知数。但她对于观众的未知并不真的来源于她的职业，我们对她身边的人、对她本身的性格和行事方式都抱有窥探的猥琐兴趣。徐童把这种猥琐的兴趣在纪录片中稀释调和，最终让它变成了单纯对社会中游离个体的关注。苗苗生活在城乡结合部，会穿又土又艳俗的衣服，同时脱下这身衣服和民工、卡车司机之类的嫖客睡一睡。她夜生活除了偶尔去KTV找找男妓外，便是坐在路边大排档里吃烤串、麻辣烫，喝啤酒。她亦会在人前人后议论老板，也会陷于感情和友情的纠葛里，她自然也会在父亲病重时扛起家庭农忙的重担并在父亲去日无多时郁郁寡欢。《麦收》的结尾，苗苗在徐童长时间的沉默里情绪激动起来，她大声质问徐童“还拍不拍”。然后画面一黑，随着演职员表的出现，苗苗哼歌的声音轻轻浮现……徐童在《麦收》里完成了对一个人的多面塑像，他记录了苗苗一段生活的同时，也记录了生活在苗苗身上碾压的过程。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语境里都和苗苗处于同一种困境，苟且偷生之余，道德理想思维哲学都显得毫无用处，尤其是在残酷而复杂的现实面前。
3 ) 不适和困惑
最近看纪录片上了瘾，粗粝的影像下有着美丽真实的生命。
写《龙哥》、《麦收》的影评很难，她们都是真实的人，不是演员，安稳地坐在屏幕之后敲打键盘肆意点评他人的生活，把他们放置在被研究者，点评者为研究者的位置之上，怎么都有点不对等。
洪苗是一个如虎妞一样，咋咋呼呼、能干、泼辣的女人，如野草般生命力顽强。病恹恹的父亲说：“洪苗就是没文化，是个闺女，要是个小子，早就闯出来了，是个有文化的也好，也会是个能人。”父亲生病，家庭经济有缺口，文化程度不够，一出门就背负着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从河北老家搭车到北京，她唯一的选择就是做“性工作者”。
她们也有爱情。格格遇到宝爷，就会从霸道狮子变成温顺绵羊，特别嗲，手里叮铃作响的电话成为“烫手山芋”，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洪苗与许金强一天三四五个电话，宝宝来宝宝去。这是孤独者的“形影相吊”，人都是社会化动物，即使再独立、沧桑的人，都会需要一个能陪伴着，讲讲话的人。洪苗一开始就跟许金强强调：“千万别对我动感情，否则你会死得很惨。”比起许金强在镜头前介绍塔吊工作的自豪神色，被污名化的“性工作者”使洪苗注定会成为感情中被放弃的一方。结尾许金强去嫖娼，洪苗以一句“去他妈的”，结束两人的关系。即使是互相陪伴，也必须如锁扣一般，单独一对，参杂另一个人，都是亵渎，“妓女”的爱情，也是有尊严的。
洪苗的尊严还体现在她和两个卡车司机吃饭时，左边司机随口带出一句侮辱女性的脏话，她立马变脸，直接说道：“想联系就联系，不联系就拉倒”，不做这一单生意也不会亏。此时左边的司机不以为意，不想道歉。中间男人开始当最讨厌的和事佬，活跃气氛。他问左边的男人：“你有钱吗？”既然没有男人最耀眼的装饰，钱和权力，何必在这里给女人摆脸色，他可能混得如此失败，唯一的能耐就是向底层被剥削的女性随意飙脏话了。洪苗的反问体现出智慧：“这和钱有关系吗？”其实没有，这和对于她作为人本身的尊重有关。
电影里的性工作者，每一处的动作都是在为后面的情节服务。生活里的洪苗不是呀，她就是自然而然的自己，给家里钱，跟妈妈开玩笑“返十张”，在爱情里不因为自己的工作看低自己，该断就断，不留恋。回家时会戴上眼镜，伪装成从城市回乡的知识女青年，爸爸生病，焦虑地不停抽烟。开心时还会叫上姐妹去玩鸭子。
观看完这部影片，同样作为女性，感受到震撼，不是因为内容，而是因为对于拍摄的主体，暴露出她清晰的面貌、身份证上的真实姓名，具体到XX省XX市XX县XX镇XX村的家乡。社会本来对于性就处于一个完全污名化的状态，女性作为性工作者，不是被理解被接纳被帮助，而是被完全的唾弃。她成为性工作者，只是小范围的事情，在她离开北京之后，可能会成为隐藏的过去。但是随着本片的传播，不仅她的家里人会知道，同村镇的人都会知道，众口铄金，她们全家都会生活在污言秽语之下。她的悲惨过去被电影永远的记录了，被大众媒体放置在可点击观看并重复回看的位置之上，这对于一个女性是毁灭性的打击，对于一个家庭是不可承受之重。可能洪苗永远都不会成为那个结婚的女人，有资格给爷爷奶奶的坟头上香。
即使被预设洪苗是默许影片的，但是纪录片应该是有道德的，这和嫖客对于妓女的性剥削没什么两样。
4 ) 这出民谣好在举案齐眉
有清晰的关于她的个人素描，也有围绕在她周围的浮世绘。两个空间。河北农村，麦子在生长。她数着大把的人民币交给母亲。生病的父亲躺在炕上。也有儿子三两个，好像还有媳妇，但媳妇讪讪的坐在炕沿边笑。儿子从来沉默不语。北京的平房地带，姐妹几个在发廊里聊起讨厌的嫖客。三次路边摊的喝酒，其中一次还跟人非常江湖的叫起板来。一个姐妹，两个老板的简单交代，几个嫖客的匆匆出场。高兴的时候还会花钱包夜总会的鸭子玩上一晚上。
民谣的味道多少来自于流动感。她游走在农村故乡和北京城之间，把卖淫赚来的钱，都给了家里作为父亲的医药费。她的客人，都是附近的打工仔，工地开铲车的，开塔吊的，货车司机，看小报亭的。他们也从农村来到城市，他们赚来的钱通过卖淫女和寄给妻儿的生活费又多少流回了农村。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还有一种说法是身不由己，随波逐流。人往高处走的例子是河北姑娘到北京城打工。河南的小伙到河北农村打工，开收割机帮河北姑娘家里收麦子。关于求医也有这样的流动性。农村人看村大夫，像《马大夫的诊所》那样的简陋的房舍和医疗，病能医则医，不能医就慢慢的等死。条件好点儿的，就去县医院，《马乌甲》里面马乌甲的弟弟去的就是县医院。像她家，因为有个会赚钱的女儿，能去市里的医院。各地市里的人，有钱一点儿的，也许能到北京上海就医。北京协和医院排队的病人，十之八九都南腔北调，从外地赶来，住在宾馆里。
流动性给人以某种可以改变命运的幻觉。但更多的事实还是随波逐流的无力感。《麦收》横跨河北农村和北京城郊两大空间。但绝不是所谓的对比鲜明。刚好是没有任何的差别。北京的城市景观几乎从未出现。只在一两个空镜中，你能隐约看见天边模糊不清的高楼建筑。画面空间里充斥的是一片片平房，陋巷，垃圾满地，凌乱的高压电线，摩托车板儿车穿行其间，如果没有字幕，你会分不清楚究竟这段是在北京还是河北。她们只是从一个农村到达另一个农村。这里逼近繁华，但依然是城市外围的经济圈，充斥着前来打工的外来人口，等这里被扩展为城市的时候，她们将再度迁徙，被挤压到更边缘的地方去。我居住的五环附近的一条街道上，原本就有很多的发廊，每一间店面不过几平米，总有一个穿黑吊带的微胖的女人坐在玻璃门里面无聊的向外张望。但很快当这片街道开始拆迁改建，要成为繁华都市的一部分的时候，这些女人就都随着拆卸下来的瓦砾一起消失了。
随波逐流的另一个例子是，符新华的《八卦》里面，两个男人在深夜的城郊陋巷里溜达，想要找到打炮的姑娘，你可以想象如果他们找不到，也许他们会喝得酩酊大醉，和人干架，扰乱社会治安。打工仔的寂寞是发廊妹在安抚，那么发廊妹的寂寞呢？是夜总会的少爷在安抚。那少爷的寂寞呢？这个链条就好像一张假币的流通过程，到头来终究会有一个人花不出去，揣着那张废纸坐在街头放声大哭。
民谣的味道和剪辑也有关。素材好看而丰富，剪辑也就可以很活泼。父亲讲述女儿能干聪明，要是个小子，一定能干大事。画面接的是女儿在北京一身性感的大红底榴花露背衣，跟客人在电话里打情骂俏。她讲到自己的姐妹儿，接的是她的姐妹儿吃香蕉，抽烟，打电话，发嗲。讲到宝爷，接宝爷推门进来的一个短镜头。小许电话里问，妈妈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接母亲在厨房包粽子的镜头。还有那个很调侃的玩具警车接警车。
有的时候觉得剪辑得太过舒服太好看了，简直不像个纪录片。但又能够指责什么呢？指责徐童怎么能把这些都拍到而且知道怎么特别舒服的组接起来吗？也许纯熟不是一种好处，生涩反而是？是不是因为我们看生涩的不谋而合的东西太多，反而对谋而合的东西不敢表示赞赏了？我想来想去，觉得《麦收》的剪接还是应该赞赏的。不光叙事层面饱满了，连抒情的层面也居然很够。下雨。湿漉漉的水泥地。路面零星的水坑儿。一个人伶仃的在巷子里走。有小贩吆喝着收购旧彩电旧冰箱……父亲住在危重病房，随时可能血管破裂死亡。也是下雨。很大。雨水从屋檐哗哗泼下，冲刷着老屋边的树叶。大铁盆，拖把，没收的几件衣服，一盆长得蔫蔫的君子兰，都在雨水里。她的侧脸，在窗边听雨水滴落的声响。房间很暗。仅有的忧愁气息……
父亲的病。一段恋情。麦收。三个大事件。
父亲的病属于伦理故事，减轻的也许不是片中人，而是观众心里的道德批判。
恋情一开始很美好。深夜里在高空的塔吊上打电话，两个人互相忽悠，耍贫嘴。男友小许还帮着导演扛摄影机的三脚架。是个瘦弱的小男人，却在建筑工地简直是指点江山，激昂文字，像个将军一样向女友和摄影机介绍自己的工作，仿佛那个塔吊上面的小房子是他的将军营。恋情结束得很潦草。镜头拍到她接完小许的电话，好像是不欢而散，神色有点儿落寞。然后是一直拍她昏睡，没精打采的醒来，自顾自的只穿内衣坐着，耷拉着头，窗外滂沱的雨声。到后来回了北京，导演问了，才说了怎么回事。在叙述的时候还在死撑，觉得自己很豪迈。但终究还是哭了。哪有什么爱情？所有的爱情都是腐败，是生存问题解决之后的高消费，和名牌服装一样的奢侈。
麦收很美。完全的农家女生活。浇麦子，点玉米，房顶上摊麦子。点玉米的时候，脚踩在泥土上的吱吱作响。水流缓慢无声的一点一点浸润点过玉米的田地。风汩汩的吹。红色的指甲，手臂上的纹身，白皙的腿。麦收后的稻田一望无际。在宋庄放映的时候身边的朋友站起来说，觉得这样的场景非常美非常性感。在场的很多人都点头。麦收的部分好像是一种消解，把卖淫那条线的道德色彩给抵消掉了，甚至把卖淫部分的悲剧色彩也抵消掉了，令人产生一种和泥土相连的生生不息的幻觉。
但也许不是幻觉。镜头拍下了这姑娘一身非常大天大亮的北方气息，没有暧昧，湿气，晦暗不清，连悲伤都非常大方利落，眼泪一抹，见好就收。徐童拍她的时候一定也感觉到了她的傲气和爽朗。你看，他摄影的机位对她都非常的尊重，甚至很多时候都在用仰拍。有的时候简直可以说是举案齐眉了。
卖淫女的故事，大陆独立剧情片里已经很多，《小武》、《陈默与美婷》、《安阳婴儿》、《烧烤》、《客村街》，也许还有更多。卖淫女的调查报告，写得最全面最社会学的，是潘绥铭的两本关于广东地区性产业调查的书。卖淫女的纪录片，这是我至今看到的第一个。这个题材过于私密，很难能拍到。即便拍到了，也容易遮遮掩掩，还不如不拍。徐童是想写一部和卖淫女有关的小说，和这个女孩成了朋友，后来很熟了之后，才答应让他拍的。这也是他能够拍到很多，拍得很真实的原因。放映现场有人问到是否给了这女孩好处，徐童说，我们是等价交换，我当然会给她好处。这多少让人有点不舒服。什么算是等价的？一点儿金钱和她在镜头前面交出的信任可以等价么？我倒宁愿相信，她的信任和徐童拍摄的时候的举案齐眉，可以等价。这世间能够等价的也许只有态度和情感吧。
2009年3月20
5 ) 在他的镜头里，我看到了另一个中国
有一个导演，他是中国传媒大学的高材生，却整天和乞丐、妓女、老鸨这些人混在一起。
他为了拍电影，和他们同吃同住，他们被抓时，他还出钱找人，把他们从监狱里“捞”出来。
你已经很难分清，这些人，究竟是他的拍摄对象，还是他的朋友，甚至亲如家人。
他是徐童，一个1965年出生，本该和贾樟柯、王小帅等第六代导演大咖齐名，却一直默默无闻的中国导演。
01
你可能都没听过他的名字，因为他的纪录片，虽然在国外屡屡得奖，却从没有一部在国内正式上映过。
他不是不知道，这是他拍这些人、这些题材，要付出的代价。
只是他觉得比起拍那些娱乐大众的商业片，记录这些被社会遗忘的边缘人群，更有价值。
在他的口中，这些边缘人被称为“游民”。
什么是游民？学者王学泰曾如此形容：
游民有别于草根，他们游离于秩序之外，是脱序的人群，比草根更加边缘化。
草根，可能还有一份固定的职业，虽然生活艰苦，但不至于为生存挣扎。
但游民，则是比草根更加边缘化的人群，他们大多数居无定所，为生存苦苦挣扎，不知道明天在哪。
在徐童的纪录片中，就尽是这些“游民”，他们可能是乞丐、算命的、卖身的、偷窃的……
但这个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中国影视业最高学府之一的高材生，却偏偏放着大好工作不做，专门拍这些社会边缘人，还和他们混成哥们，自称“远看艺术家，近看是游民 ”。
他拍这些纪录片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我们看到，这些和我们生存在同一片土地上，同样也是中国人的游民，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生存状态。
他的纪录片，仿佛是一颗磨不平的沙子，留在看过的人的眼中，擦不去，也挤不出，久久地让人难受。
只要这些纪录片、这些人还存在，我们就不能忘记，这片土地上，还有多少我们的同胞，过着蝼蚁一般的生活。
02
徐童的代表作，是被称为“游民三部曲”的《麦收》《算命》《和老唐头》。
三部纪录片，分别纪录不同人群的“游民”。
《麦收》的主角，是性工作者牛洪苗。
她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母亲的生活费，父亲的医疗费，都是她在城里赚回来的。
做父亲的，很为这个女儿骄傲，对着镜头说：我早就看出来了，我说红苗啊就是个闺女，要是个小子，可以闯出来。
但父亲可能不知道的是，女儿牛洪苗，在城里做的是什么职业。
镜头一转，就来到了牛洪苗工作的地方——北京，朝阳区，高西店，“炮房”。
牛洪苗是一个性工作者，生活在北京城乡结合部，在杂乱不堪的发郎里接待客人。
没有读过什么书，也没有什么专业技能，在诺大的北京，要想找一份体面又赚钱的工作养活家人，是不太可能的。
但父亲看病等要钱，母亲维持一家的开销也等着她寄钱，钱从哪来？
牛洪苗选择了出卖自己的身体。
但她并不以此为耻，这对于她来说，只是一份工作。
工作之余，她会和姐妹们，若无其事地讨论“客人”的好坏：
哪个客人难缠，让自己一个通宵都没睡，
哪个客人像“畜生”，一晚上要搞好几次……
尽管做着出卖身体的“工作”，但像所有其他女孩一样，牛洪苗也有爱情的需求。
只不过她的男朋友，也是她的一个嫖客。
这个叫许金强的男人，同样也是一个“流民”，一个在建筑工地开塔吊的农民工，哪里有活就去哪儿，生活漂泊无依。
但他对牛洪苗却情有独钟，只见过两三回面，就天天惦记着牛洪苗，三天两头给她打电话，有时候一天打三四回，东拉西扯，也没什么正经事，这样一来二去，两人就在一起了。
牛洪苗嘴上说着，让许金强不要对自己动真感情，自己只是觉得和他在一起好玩，但从眼神、肢体动作，观众都能看出来，她对许金强的依赖。
作为一个性工作者，牛洪苗有时也会遇到一些不尊重人的嫖客，借着酒劲，她也会发脾气，“以后想联系打个电话，不想联系，拉XX倒”。
但遇上老板娘生日这样的机会，他们也会去卡拉OK，叫上几个“鸭子”，“玩玩，图个高兴”。
在他们的眼中，这跟对男朋友忠不忠诚，没什么关系。
牛洪苗的生活，可能是更多的“性工作者”的缩影，虽然在中国，这是违法的，但不可否认，在一些阳光找不到的阴暗角落，仍然存在着许多像牛洪苗这样的人。
她们可能一样出生在农村，没上过几年学，进城务工，又发现高不成低不就，于是许多女孩，就从事了这样灰色的职业。
他们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流民”。
法律不允许他们的存在，但在找到更好的生存方式之前，他们却不得不这么在“地下”卑微地活着。
03
同样身处底层的，还有《算命》中的算命先生厉百程。
这部纪录片，最让人动容的，是厉百程和老伴的“爱情”。如果那也能被称做爱情的话。
厉百程是一个双腿残疾的老人，河北人，生活在临近北京的燕郊，靠给人算命养家糊口。
他的老伴——石珍珠，一出生就又聋又哑又傻，父母早亡，哥哥嫂嫂从小就让她在羊圈里住，导致她双腿残疾。
石珍珠，是厉百程四十多岁时，花一百多块钱从他哥嫂那儿“买”回来的。
生活都过不去，就更别提“浪漫”两个字。
说到为什么娶石珍珠为妻，厉百程说了四个词：“贫不择妻，寒不择衣，慌不择路，饥不择食”。
婚姻关系，在厉百程看来，没什么神圣性，只不过是根据自身条件的挑选罢了：
“人贫没能耐，你还想搞好的？所以说我根本就没嫌破，就给接来了。”
但结婚之后，厉百程对妻子的照顾又无微不至，缝缝补补、拆拆洗洗，所有家务活，他都包了，自己吃不起药，也要省下钱来，给妻子买药吃。
“我把她接来就只为我做伴侣的。”别以为穷人的世界里，就没有温情两个字，作为人，只要能吃饱饭，就有感情上的需求。
这个靠算命混日子的残疾老男人，同样有对伴侣的需求，只不过这样的需求，不一定那么纯洁无暇。
没过多久，我们就会看到，厉百程嫖娼了。
导演好奇，厉百程残疾了，怎么还能嫖娼？问他：找那女人，你弄得了吗？
厉百程生气了，说：“弄不了，我收石珍珠干什么？我天天伺候她，我为了什么？”
说到底，厉百程找石珍珠，除了生活上的伴侣，也是找一个“性伴侣”。对他来说，娶个老婆，是为了解决生理需求的。
可能所有人的爱情与婚姻中，都有这样的因素，但体面的人，不会这么说出口。
只有那些生活于底层，被剥夺了尊严的“游民”，才会这样直接地面对血淋淋的残酷现实。
老了之后，厉百程也后悔过，当初不该娶石珍珠：“没媳妇，想媳妇，有媳妇，烦媳妇，当时大脑缺弦。现在是，扔不得，撂不得，现在再想和她分开，是不忍心”。
现实残酷、不堪，但即使是生存于底层的人，也同样有“不忍”和善良的心。
这就是真实的“流民”生活，他们的生活或许很卑微，但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他们有的所有。
生存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活下去，对他们来说，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例如，厉百程的朋友，也都是一些睡在街边的乞丐，如果没有算命这项“手艺”，他可能和那些乞丐朋友一样，风餐露宿。
导演看到这些乞丐有一顿没一顿的悲惨生活，都觉得无法理解，问厉百程：这些人活着，一点乐趣没有，为了什么呢？
面对这个问题，厉百程生气了，他说：这话说的，人没乐趣就不活着呀？这话说的，太无情了。
是的，对这些生活在边缘的“游民”来说，活着是没什么乐趣，但生而为人，活下去就是一种本能。
他们没有想过自杀，也没想过活着的意义是什么，那些都是已经不需要为生存忧虑的人想的事。
当一个人很早开始，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下一顿饭，不知道在哪儿的时候，他能想到的，只有如何活下去，而不是活下去有什么意义。
他们没时间去哀怨生活没有乐趣、没有意义，也没想过去抱怨命运的不公，社会的残忍，他们唯一想到的事，就是想方设法活下去。
04
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老唐头》，纪录的是老唐头的一家，主要是唐小雁，和她的父亲，唐希信。
先来说唐小雁，她是来找厉百程算命的人之一。
唐小雁是一个按摩房的老板。但她入这行，也是“误入歧途”。
17岁那年，唐小雁被一个黑老大带到田里强奸，20几岁时，她被人拿刀架着强奸。后来还被人骗到按摩房当小姐……
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十几年，做过各种职业之后，没什么文化，也没啥生存技能，只认识了一些道上混的人。后来，唐小雁干脆自己开了一家按摩房。
在社会上混，她必须让自己看上去强悍一些，对上门来挑事的无赖汉，她会放狠话：“我他妈能在北京开这个店，我就不惧你。”
对纠缠她的男人，她拳打脚踢，把人赶出按摩房，把人头打破，赔了两百块钱了事。
在清醒的时候，她会对干女儿说：不要对任何男人太上心，没用，都靠不住。
但喝多了之后，她却抱着干女儿哭：“我非常非常需要安全感，你知道吗？我在北京，我很孤独，没有人保护我，我只能靠自己。”
这个外表凶蛮，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人，其实只是从年轻时就被强奸、被欺负，又没什么文化、技能，所以只能用凶悍的外表伪装自己，闯荡“江湖”。
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游民”，他们生存与社会的夹缝之中，平时很少被看见，但他们确实和我们活在同一片土地之上。
05
而唐小雁的爸爸唐希信，也是一个被社会抛弃的“游民”，
因为穷，也因为脾气倔，他和全家儿女、媳妇、女婿都处不来。
老唐头和大女儿、女婿住在一个屋檐下，因为穷，只有一间房，晚上只能隔着一个帘子睡。
女儿、女婿嫌老人晚上“撸管”，吵得睡不着觉，第二天和老唐头闹得天翻地覆，女儿、女婿气走了。
儿子，嫌爸爸没本事，说了一句爸爸这辈子“白活了”，老唐头不干了，父子俩又吵起来，大闹一番，儿子一家也气走了。
过个年，把一家人全气走了，剩下老唐头和唐小雁两个人，冷冷清清。
人们常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同样如此。
穷，最大的代价之一，可能就是不体面。
因为穷，一家人，儿子都结婚生崽了，只是只能睡在一张炕上，中间拉块布就算两张床了，没有任何隐私。
因为穷，吵起架来，子女对父母没有任何忌惮，你又给不了我什么钱，说你一句“白活了”，你还有脾气了？
因为穷，所以你必须忍受这样的生活，还必须在这样的生活中，找到继续活下去的乐趣，那可能是遥远的回忆，也可能是来自女儿的仅有的一点温情。
这就是老唐头的生活。
06
在中国，还有许许多多像牛洪苗、厉百程、石珍珠、唐小雁、老唐头这样的人。
只不过他们不会出现在新闻里，不会出现在电视剧中，也不会出现在电影院里。
他们是被忽视的一群人，蝼蚁一般，匍匐在地上，活着，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过，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哪天会死去，悄无声息地，只是活着。
只是通过徐童的镜头，才让更多人看到了他们。
通过徐童的纪录片，我们才知道，原来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并不是只有欢乐祥和，并不是只有美满幸福。
原来真正的底层，生活可以不堪到如此地步，原来活着，可以是件这么卑微的事。
如果这些纪录片，这些卑微地活着的人，有机会被更多人看见。
或许，他们的生活有被改善的可能，或至少，他们的子女，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只是可惜，这样的纪录片，和这些“流民”一样，在这片的大地上，同样是不被看见的，它们真实存在着，却仿佛透明一样，继续卑微、悄无声息地活着。
6 ) 拍纪录片也要有底线
看了徐童的《麦收》，我感觉作者是带着一份猎奇和获奖的心态来拍的。片子引起了伦理争议在于两点。一是，有没有向主人公表明真实用途。二是，有没有征求被拍者的放映许可。法律层面，没有上院线，不存在侵权问题。但是导演作为一个做纪录片的，不会做人怎么做片。拍纪录片本身就是对别人生活的消费。引起公愤，导演的解释都不如把签订的协议拿出来晒晒。
查了查业界几位老师的态度，很多都挂着一副高知瞧不起百姓的嘴脸，全篇政治正确之词，悄无声息掩盖了作者处理片子的不妥之处。
再说一点，我对纪录片的干预这个问题有了新认识。本片题材敏感，导演作为一个老爷们（网上有人说他光顾店家）本身就对这部片子有很强的干预作用。主人公在他镜头面前，不是厉声“删掉”，就是扭扭捏捏、端着架子。男性的身份，在女性工作者的世界里就是需要特殊对待的。
最后想说，拍摄中会遇到很多精彩甚至是想让主人公用嘴说出的“料”，但被拍者不想放出来就不要放。尊重被拍者是做片子的基本底线，在导演满屏的“鸭子”“妓女”“炮房”里，我看不到。
7 ) 麦收∣妓女能恋爱吗
2008年有两大事件，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这些东西渗透进纪录片里也是自然。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跟这些有扯不断的联系。但我们这些普通人，既不会因为灾难过分悲痛，也不会对盛会持续热情。完全是旁观者，路过显眼的什么，瞅一眼，接着过。
主角洪苗在片中数次往返于河北老家和北京城郊，你与她擦身而过甚至不会多瞅一眼。印象中妓女特有的浓妆和袒胸露乳的装束并没有出现，她就穿着最普通的T恤和牛仔短裤，跟她的小姐妹们像聊家常一样指点着嫖客们的做派。这个不好，坏极了。那个还好，那个还好。在电话里跟嫖客讨价还价，没有什么娇软的对话，只有一句，「你别跟我较真，能等就等，不等拉倒」，一副江湖儿女的理直气壮。聊起她最好的姐妹，那个叫格格的同道中人，说「你别瞧她外表看起来特别厉害，对待客人毫不客气，但只要一个神秘人物打来电话，她立刻化身成为最柔软听话的小女人」。这话多么耳熟，我们平时谈起哪个女生，好像也常这样讲。
镜头还真捕捉到了这个画面。两人在出租屋外的水池子底下洗衣服，格格看到那个男人的来电，紧张到站不直，嘴里嘟囔接还是不接接还是不接，哎呀接了又能怎么样，啊呀，没等我接他就挂掉了哈哈。
洪苗的男朋友也就是曾经的客人，在附近的工地开塔吊。那个瘦弱清秀的小男人让洪苗的眼睛放光，两人在路边的脏摊儿上吃饭，他喝酒她饮料，有一搭没一搭的调情。也不乏分别后频繁的来电。「他有时候一天能打三四个电话，也不说什么，就瞎聊。」洪苗笑说。
这个男人最后一次出现在镜头里是洪苗从妇幼保健院拿回让人松了口气的体检报告。大太阳底下小跑过去，拿出报告让他看。他抬起眼睛说了一句，「好，你多保重啊」。这话真有分别的意味。
然后大雨，在河北的老家。男人打来电话。
你老人家过得可好啊。
好啊。
妈妈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
妈妈做什么都是好吃的。在家吃咸菜都香。
对头。
调侃的两人哈哈大笑。然后话锋一转，男人说，
「我就是你生命的一个过客。你高兴就行，哪怕是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我也愿意。」
洪苗脸色骤变，提起父亲的重病，加上窗外的倾盆大雨，她突然不再笑了，捂着脸哭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徐童问。「他嫖去了，找别人了。」轻描淡写，再无下文。还有什么比这样的背叛更讽刺。
恕我无知，问妓女能不能恋爱。当然是能，但我却非常困惑。一个又一个标签就是一个又一个人性的枷锁，这些锁子让我们所见非人。眼里的都不是「人」，而是符号。而谁又愿意剔除一切去问一个妓女的灵魂，问她是否爱过是否痛苦过。有那点闲工夫，还不如去吃碗饺子有益。
生而为人，自身难保。耻笑你并非有心，因为还有更重的人生要过。
又是一年麦收时，一切如常，一切无恙。
8 ) 这个片有着非凡的存在意义。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里。
从来没有一个国内的纪录片导演如此直白地在镜头下展现一个群体——妓女和嫖客群体。直到徐童这么做了。不仅镜头对准“鸡”“鸭”以及他们的消费者，而且有名有姓，毫不隐讳，导演还跟着女主角回到她老家，拍摄她父母，她父母也有名有姓，有头有脸地完整出镜，叙说着女儿的出息。当然，他们并不知道，女儿拿回家的那么多钱是怎么赚来的。这个片子貌似极有猎奇色彩，但其实，导演的用心也较容易看出：他试图将这个群体里清晰的个体，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以极其普通平常的方式展示出来，达到“去魅”的效果。导演在片中丝毫没有道德评论，甚至隐隐可看出，导演与这些人是站在一起的。他镜头下，只有一群鲜活的人，一群因种种原因，在大众视野里被遮蔽的人。如果你作为消费者去面对他们，只能见识到极不真实的一面。而此片的导演做到了，跟他们玩在一起，吃喝在一起，达到哥们和闺蜜之间聊天的程度。因此，我们看到，人们眼中的“妓女”和“嫖客”，除了交易关系，其实也有不少存在情感联系的。至少，是一种互相慰藉的关系。与金钱无关。这种职业的从事者和消费者，第一次作为普通人，在镜头前展示他们的日常真实状态，喜怒哀乐。因此 ，这个片的价值再怎么评价也不为过。这也是徐童的纪录片处女作。曾经引起巨大争议，引起一拨抵制浪潮。尤其片中一位出镜的妓女，对被制作成纪录片展映感觉到震惊，抗议两三年之久。不过此片特殊在，本身就是一个地下电影，只在国外电影节上展映并拿奖，在国内，进行过极有限的几场小范围放映。它从未公开化过，没走上官方通道。因此对它的抵制也像锤子打棉花，最终并没起到彻底扼杀此片的程度。仍能从盗版渠道获取片源。导演拍此片的过程充满了说不清的色彩，他是不是欺骗了被拍摄的对象，是不是辜负了他们的信任和友谊？不清楚。这些争议本身，也是极有意思的文化现象。作为纪录片，这个片有着非凡的存在意义。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里。
姐妹儿们跨在工作台上像谈论庄稼一样比较嫖客的素质，不断和小姐煲电话的建筑小工用自己也不信的肉麻话排解寂寞，回家，又是麦收的季节。田里没有年轻人的身影。
我对导演自身对于这些底层性工作者的真实看法呈疑，片中对人物介绍是“妓女”“鸭子”这种称呼，不过让我不适的是导演对着得知父亲病重的女儿问“有没有想过他会死”“万一他死了呢”这样的问题，然后拍下她哭出来的画面。
《麦收》把注意力从“妓女”这个概念转移到了“人”身上。整体来说是部勇敢的电影。不担心女主角红苗以后会怎样面对曾经做过妓女，只是这个拍摄都向其父母保密，待电影公映那一天，这一切还能隐藏么？我比较担心她的父母，何况又年高病危。 还有一点，这是我目前见到的第一个描写5·12地震默哀情形的长
看到有人提到这部片子“侵权”的问题，想说几句。这个问题确实有讨论的必要，这涉及纪录片导演的伦理界线。但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在摄影师、记者和一部分小说作者那里也会遇到），严格执行某种规范是不太可能的。如果每一句话，每一个镜头都要事先征得当事人的同意，那么纪录片是否还有可能拍摄？从另一个角度，我们或许也可以问，在人权面前，我们是否愿意牺牲掉一部分肖像权和隐私权？当然这个问题是漏洞百出的，很容易被攻击。但我想说，一个创作者从来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好人”，一个优秀的创作者甚至不可能是一个“好人”。
为什么那些女权主义者会抨击导演呢？他们从潜意识上就是站在高的位置上来看待这些性工作者。如果去除社会给予她们的身份，她们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导演的方式让人不舒服。
看完《算命》追过来的 喜欢徐童纪录片里那种将生活最底层的原貌暴露在观众面前的态度 在看底层人物生活中酸甜苦辣时偶尔会有一种恐惧 那种恐惧源自于片子的真实 让你体会到那种无奈 心酸 麻木其实离自己很近
没看过徐童，你不算真的懂中国人的游民性格
徐童是想写一部和卖淫女有关的小说，和这个女孩成了朋友，后来很熟了之后，才答应让他拍的。这也是他能够拍到很多，拍得很真实的原因。放映现场有人问到是否给了这女孩好处，徐童说，我们是等价交换，我当然会给她好处。这多少让人有点不舒服。什么算是等价的？一点儿金钱和她在镜头前面交出的信任可以
无视那些道德不道德的讨论吧。。。贴着拍，就像贴着写。。。多年之后想修改下：大概还记得当年的纷争。主要是麦收的女主角之一，认为片子的拍摄和放映对她造成伤害，要求不要放映，其实这个要求完全合理。想起来纪录片界有一种观点，大概是电影无罪论，我不能同意。虽然作为电影放映员，和导演们喝出了感情。不管导演以何身份进入她们的生活环境，（无意对p客这个身份进行judge，但是这个身份，确实影响了性工作者对摄像机的态度，是存在权力关系的。至于导演后来如何尽力花钱捞唐小雁，那是另外一件事了。唐小雁的生命力很强悍，跟徐童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也可以说这是个“救风尘”的故事。毕竟婚姻不是什么值得追寻的事物，如果这是唐小雁想要的，那徐童这个行为也算完成了一点对摄像机原罪的救赎。只是麦收里的女孩子，就真的依然在尘埃里
约酒的嫖客给洪苗打来的那个电话，一旁的导演叫了两次开扬声器，这是全片让我最不舒服的一个地方。描述边缘人的影像或许可能成为沽名钓誉的工具，但那足以融冰的温热才是它存在的主要理由。
她是个性工作者，也是孝顺闺女。
被摄影机骗了的傻姑娘。
徐童的镜头一直让我觉得不舒服，他和王兵式的藏匿、隐化镜头的方式截然相反，他往往在故事中，以朋友或私人的身份诱引话题，将阐述者某一时的态公之于屏幕，说实话这种窥私之欲和公共之语是不可转换的，这种艺术性的生活片段放大是不道德的，于算命者的夜谈是，于性工作者的记事也是。
有些人看不惯类似徐童导演的做法，认为这侵犯肖像权，隐私权之类，无端挑刺，在我看来，他们宁愿娱乐至死，也不想看到现实的残酷。比如非洲小孩旁边的秃鹫，河南艾滋，如果没人去拍，他们能看到悲剧正在上演吗？站在伪道德的高度，不伸援手就罢了，无耻指责拍摄者，这不是双重标准下的伪君子吗？
我靠 我昨晚看完胡杰的《我虽死去》已经很受惊吓了 再看完这个片子久久缓不过来 笑着看 看完心中有种哭不出的钝痛感 拍摄本身就在挤压我的道德 这样拍这样剪又客观又刻薄 红苗在医院数钱给她妈 她爸爸那个短暂羞愧的表情彻底让我崩溃了 都是多好的人啊 太残酷了
很好的一个片子。徐童说，红苗结了婚，刚刚生了一个女儿，已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那么多人卑微地负重活着，也在卑微的爱情里搀扶着过路，可似乎和我们自以为的普通人并无本质的区别。也许人活着本就是苦，过程虽不同，感受可能却是差不多的。而我也不再追究自己是不是错、该不该犯贱，也不想套路地生活。何必过得那样瞻前顾后，熬完通宵这一宿，再说吧。
世上的故事，说的人很淡然，一切也都不会变
奇怪的是中国只有在妓女身上才能看到一种对性的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