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球2019

因为住的远，怕赶不上末班车，没有参加大咖云集的映后，但从PYQ的反馈来看，这话确实像陈丹青的语气。

电影的故事并不复杂，主题也没有留任何悬念，像前作一样把一个单薄的故事抻出一部长片的体量，但与《撞死了一只羊》大量的留白不同的是，《弄死了一只羊》有非常直白的内在冲突，但剧作上的平铺直叙丝毫没有削减影片内生的力量，延续了万玛才旦这些年一贯的叙事风格，简约叙事，张力厚重。国产电影一年到头没几部能看的，在影视业集体萎靡的今天，这样一位藏地导演的坚守着实让人眼前一亮，至少让人还让人相信电影那股淳朴的原生的力量，市场上声音愈发嘈杂，这样的影片就显得弥足珍贵，至少在当下虚假的繁荣里还有人带着诚意制作电影。

在少数民族文化语境里，从少生少育到优生优育，虽然政策宽松了，但是节育和流产依旧是非常违背传统、违背神明、忤逆信仰的手段。影片中出现了大量的种羊的隐喻，是非常明显的影射。当生命可以通过现代化手段培育（电视上的试管婴儿）和终止（人流手术）时，藏民血液里流淌的轮回这种基因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老人与世长辞前，他像两个孩童一样，把避孕套当玩具，这种现代社会的快消品在这片土地上却难以启齿，甚至引起村民的摩擦。孩子渴望拥有气球，可以张口向家长索要，但藏民夫妇想要“气球”，得像做地下工作一样谨慎。新生命的降临和长者的离去可能每天都在上演，但在某种不得不遵守的框架下，在工业制成品和医疗发达的今天，这两件事有点天然对立。

另外，最喜欢影片清丽明亮的色调，有一丝捷克新浪潮的影子，这种色调让藏区的景色不再是那种广袤苍凉的单调，让电影在压抑中透露着一丝明快，让藏区生活不再是猎奇式的呈现。犹记得女主得知怀孕后端着水盆那一幕的倒影，以及潜水洼梦境般的昏黄暗淡，这种非常艺术化的视觉处理给电影加分不少。电影其实是一种平衡的艺术，任何艺术化的加工如果出现在不恰当的位置就可能是灾难。这两处倒影一个是模糊一个明晰，一个昏暗一个亮丽，有着鲜明的主题指向。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结尾的处理，红色的气球一只破碎一只冉冉升起，消匿于蓝色天际，青绿色的草地上依旧上演着平凡藏民的悲欢离合，澄净湛蓝的天空里另一只气球奔向下一个未知的轮回。气球这个符号缔结了三代人信仰的坚守和演进。它串联起青年男女无疾而终的情愫，它横亘在藏民夫妇的隐秘性事里，它给孩童带来了无穷的欢乐，也给老人带去了迷惘。

达杰一家真的相信藏传佛教吗?还是说相信的仅仅是上师的权威——妻子怀孕是死去的爷爷转世投胎。

达杰之所以一定要让妻子把孩子生下来，而不顾降生的孩子对家庭带来的负担，原因仅仅出于违背佛主意愿可能带来的灾祸。

如此看来，这种信仰便不是纯粹的信仰，而是带有功利心的迷信。

《气球》将主要冲突放置在“该不该生”的问题上。因为佛意的力量如此强大，远远强过生活表层的窘困，以至于所谓的两难冲突在这是无法成立的。

在法哈蒂的电影中，人物往往深陷在两难道德困境中。一者是自利心理的驱动，譬如说谎会带来好处，另一者是信仰的束缚，说谎违背了神意。

这种道德困境只有在自利和他利两者之间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后，才能取得效果。

在邪恶的诱惑下，是信仰让人有向善的动机，恶与善的矛盾由此激发出观众最大程度的共情和感动。

而在《气球》中，信仰变成一种教条：上师的话代表着佛的旨意，绝对可信，而且不可违逆。

这样子，所谓的两难道德困境便没有了，佛（或者说神）大于一切。

况且，真正能让《气球》这部电影获得深度，同时塑造起人物的不是“该不该生”的冲突，而是“能不能怀孕”的冲突。

对于怀孕这件事而言，一方面是性欲驱使人去做爱，做爱就可能怀孕；另一方面是怀孕生子所带来的家庭负担：触犯少数民族三胎政策付出的罚款，以及是新降生的孩子将给这个已有三个孩子的家庭带来的经济上的负担。

这个冲突才具有普遍性，和能够产生共鸣的。因为经历过计划生育时期（与此类似）的家庭都或多或少遇到过或思考过这个问题。

而且放置在冲突两端的因素（人的本性与家庭负担之间，自利和他利），其力量间有对抗之平衡。人物如何陷于两难抉择中，最终又做出了哪个抉择，对人物的塑造都有极强的帮助。

法哈蒂正是通过设计两难情境这种方式推进故事，让人物形象树立起来，同时让观众获得感动。

由此看来，《气球》的叙事是不合格的，仍然框限在文艺片的套路中：大量的梦指向的是人物的情绪和状态。

事实上，对于一部好的剧情片来说，人物的情绪和状态应该通过有效的情境设计来让观众自然感受到。

尼姑和爷爷的角色设计显出了刻意。很明显，他们本没必要存在的，而他们之所以存在仅仅为了加强宗教教条对这家人的束缚，使得让怀上的孩子必须得生下来。

达杰一家没有其他选择，于是他们向更窘困的生活境遇走去。整部电影变成一道道景观，失去了普遍性。

如果《气球》真的在探讨信仰，那么困境应该表现在妻子身上：生，违逆自己的意志，顺从信仰；不生，顺从自己的意志，违背信仰。

但事实上，电影的核心冲突放置在夫妻之间：妻子不想生，因为她已经觉醒；丈夫要生，因为他认为孩子是父亲转世投胎。

这不是法哈蒂困境，因为法哈蒂式两难困境只会发生在单个人物身上。这明显是老套的家庭矛盾，安置上宗教的外壳。

《气球》探讨的是宗教（迷信），而不是信仰。这两者有本质区别。

读万玛才旦短篇小说集《乌金的牙齿》，专门跳过《气球》一篇。不为别的，想等等电影。

这次平遥国际电影展看完片子，赶紧补上小说。成片在结构上，气球的出现，徘徊和结局，与小说的发展完全一致。电影多出来了两个男性人物。是哪两个，不妨猜猜（书很容易买到）。

万玛才旦小说的一大特点，就是文字清浅凝练，充当了剧本的源头活水。从小说到改编剧本，再到定剪成片，外人很难衡量这个过程的转化效益。对于万玛才旦，从作家转行当导演，小说的文学底子却是必不可少的。也难怪有人说，电影学院这几十年，除了培养出天才型的张艺谋和贾樟柯，接下来就是万玛才旦这种，他是带着东西进来的。这里的东西，指丰富的社会历练，特殊的藏地经验，具备自我观点，也包括他的作家身份。

从生之门，到死之海，《气球》可能是用情最多的一部万玛才旦作品。它升腾在火中，潜藏在水下，甚至飞上了天。还有人说，万玛才旦只是在奔往伊朗电影的路上，日夜兼程，疾驰而行。

这种情，有小孩子的气球恶作剧。特别演出的塔洛先生（演员西德尼玛），贡献了惊人的口水演出。不妨认为它是对情欲和东方人隐私的玩笑，是人情逗趣。

转世轮回的反复讨论，在万玛才旦多篇小说中不时出现，它联结了父子爷孙。异常有趣的是，看完《气球》的观众，如果借着看到陈哲艺的《热带雨》，不免会觉得，那只象征生育繁衍和下一代的红色气球，居然可以完成青藏高原到南洋雨林的旅行。 开场交代完毕，万玛才旦让电影镜头，迅速进入到一个家庭的内部，描绘起藏地人家的世俗生活。此前的作品，万玛才旦更多把电影人物放置在寺庙、荒野和路上，与世俗生活和城市文明，保持距离。

找种羊配种的男主，操持大小家务的女主，出家当尼姑的女主妹妹。念六字真言的老爷子，想要气球礼物而不得的两个小儿子，还有在县城中学寄宿读书的大儿子。围坐吃饭，这一家子，有七口人。还有一大群羊。

万玛才旦前作《撞死了一只羊》是一个抽象的，带有挑逗观众意味的寓言故事。《塔洛》关于活在文明化外，几乎忘掉了自己名字的纯真牧羊人。《气球》则有父子三代情，家庭成员的情感脉络清晰可见。就连阿尼身上，也浮现出独立的情感线索。

万玛才旦沿用了《塔洛》（塔洛和发廊妹）和《撞羊》（司机和老板娘）的四位演员，营造出不同电影作品之间的镜像体验——另外一种转世轮回。

《气球》最惊人的表现，来自摄影的长镜头，用一气呵成并不为过。你会觉得，金巴扑入羊圈，抓起羊来就是那样厉害。阿尼回学校、阿尼火中夺书，更胜过凡人爱的箴言万千。尤其是烧书长镜头——那本关于我们不愿互诉衷曲的书就叫《气球》，阿尼不假思考，直接探手，去火中取书的长镜头，直接击穿了我的心理防线。这就是真实的力量，让人毫无防备。片中的长镜头，还有阿尼入学校，老父亲出殡，都会形成一段完整的真实时间，将你带入人物的心理情境。

这些长镜头是连续，且有感情的。你不难通过抓羊的运动，去联想高原之家的生存状况。还有那避而不见，试图忘却的往日恋曲。阿尼一直压低着头，让自己的脸，隐藏在红色僧帽的阴影下，只露出轮廓与线条。如此一番，观众的好奇心倒是上来了。日光底下的这两个人，过去到底是怎么回事。

阿尼的过去发生了什么，《气球》始终没有明说。但火中取书一段，令她旧伤未平，又添新伤。围绕那本书的几场戏（送书、烧书、探望），也就是阿尼一生的故事。只是我们不曾，也没有机会去翻开它。 演员方面，两位女演员，索朗旺姆和杨秀措的肢体语言都丰富到位。她们不需要开口台词，不需要设置强调戏剧冲突，身形与影子，就仿佛在诉说她们的人生故事。她们的表现，已经在年度表演中属于佼佼者。很抱歉的说，大多数中国电影里的女演员，就连“形象”这一关都没有过。

索朗旺姆在《撞羊》中，是以暗情涌动的台词和撩人的表情特写取胜。这一次，她一直弓着身子，忙里忙外，又羞于开口说起避孕的事情。

杨秀措在出场之后，一直没有开口说台词。红教尼姑造型清奇。回想起来，依然不记得她模样，就像撞见一副红色的印象派画作。这是藏地电影中都罕见的角色，有红尘未了又无可奈何的意思。

《气球》包含了导演过去作品的影子，也指向一些经典名片。一眼可见的，是《红气球》和《蒙古精神》。对依然沉浸在《撞死了一只羊》灵魂出窍体验中的影迷，《气球》把“不在此时、不在此地”的超验，再往前推上一步走。超现实镜头，交织了过去与幻想，奔丧与送行，于我个人都有强烈的触动。

生不生孩子，是个眼下话题，但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又催生出荒诞悲喜剧。好比电影里，不能生育产崽的老母羊，变成了一个累赘。再到松太加的《拉姆与嘎贝》，婚姻与孩子引发的麻烦，堪比阿斯哈·法哈蒂的家庭风暴。

《气球》不设太多距离，去拥抱一个人性、宗教与伦理的故事。我想，它首先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

例如金巴饰演的男主角色，有观众要问：他是一个好父亲，还是一个坏丈夫。小儿子几次追问他，还没有从县城买气球回来么。他都敷衍而过，跟朋友喝着大酒。

如同“气球”，种羊也是一个引发生存压力的事物。这一家人所在的境地，显然是到了要考虑多一张嘴就会有麻烦的地步。对于享受衣食伸手张口的独生世界，似乎很难理解讨要一个气球，需要磨蹭那么久，倒过来还去强迫妻子这啊那的。

无论如何，他在道歉和带回红气球的那一刻，我都认为，眼前这个汉子是真实、矛盾且丰满有血肉的。他是个尽职的父亲，正如他训话不想读书的大儿子。他可以像种羊那样能干，也愿意为了老父亲做尽孝之事。同样的事情，似乎也发生在妻子身上。她斩断阿尼残留在俗世的最后一丝念想，错过化解误会与道歉的决绝，与她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走向，不无关联。

只要带着愧疚，只要愿意认错，例如两位男性人物：高大的父亲与瘦削的小学老师。他们会因为犯了错而感到痛苦，但他们也希望能从错误中站起来。会犯错，能修正，带着忏悔，去做弥补。这才是人。

电影最后，两只气球的命运，不一定会超乎观众的想象。然而，气球身上，居然有同时成立的两种象征。一种说法是，它们是爷爷与新生命，是明线。还有一种认为，它们是两个女性角色，阿尼和远走的母亲。两个女人身上的隐线故事，一个半开放的结局，我认为是《气球》的高明之处，它说出了命运自由和为谁而活的道德两难。

这是万玛才旦从影十四年的大成之作。

于佩尔点赞的中国电影

首发于公众号“影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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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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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地新浪潮

《气球》是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又一部自编自导的电影作品。 本片曾在去年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地平线单元，在国内各大影展上，更是拿奖拿到手软。

万玛才旦

曾经，他是一个时代的开创者。 2002年，他拍出了小成本电影《静静的嘛呢石》，成为了藏语影坛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自此，以藏族人的身份，探究藏族文化与当下社会的关系，成为了万玛才旦作品一以贯之的主题。

《静静的嘛呢石》

如今，他也是一个领域的开辟者。 在戏剧性的故事，与深刻的主题外，万玛才旦还给作品包裹上了一套“超现实”外衣。 2016年的《塔洛》，被万玛才旦赋予了黑白影像的厚重感。 2019年的《撞死了一只羊》，更是在监制王家卫的点拨下，呈现出强烈的迷幻质感。

左图：《塔洛》右图：《撞死了一只羊》

强烈的个人风格，也被业内美誉为“藏地新浪潮”。 这位文质彬彬的四字叔叔，总能用诗意的镜头，去描写接地气的故事。

>>>>气球与羊

威尼斯电影节上，《气球》曾被电影史学家让·米歇尔·付东盛赞为“本届最美的电影”。 《气球》的美，不仅体现在美轮美奂的藏地风情上。 它更是电影创作中，写意与写实的平衡之美。 写意是感性的，写实却是理性的，能将两者兼容在同一部电影中，并不容易。 本片却完美的做到了。

手拿“气球”的孩子在羊群中奔跑

先说写意。 顾名思义，“气球”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意象—— 在大人眼中，它象征着安全套，象征着女性的子宫。 在孩子心里，它又是童趣的代名词，是至纯之物。

透明的气球，总能亮到反光。 而不同人看到它，映出的，又是不同的模样。 本片结尾，大红气球飘在了空中，所到之处，迎来了所有人的目光。 他们都与“气球”或多或少发生了故事，但心中所想，却并不相同。 这种基于同一意象引发的多义性，浪漫至极，余味悠长。

片中的另一个意象，则是羊。 与前作《撞死了一只羊》相同，片中的羊，正代表着人。 片中，女医生曾用种羊比喻达杰，暗指其精力充沛，性欲旺盛。

达杰捉羊

而母羊正是对女主卓嘎的指代。 配种前，达杰曾将一只母羊单独拎出来，放在一边待宰。 用他的话说，这是只已经没有生育能力的废羊，留着已无用处。 在将女性视作是生育工具的传统文化中，这样的说辞，无疑代表着对女性的暗贬。

再说写实。 万玛才旦的妙笔在于，即便是超现实的镜头语言，也一定会包裹着接地气的社会表达。 《气球》海报上，就已经提出了本片的核心矛盾： “信仰与现实将如何抉择？”

在藏族文化中，轮回转世是最核心的信仰。 本片最大的冲突，正是因家人笃定即将出生的儿子是爷爷的转世而起。 家里的大儿子江洋，天生就有一颗大黑痣，与早年逝世的奶奶一模一样。 无论爷爷还是江洋，都对转世之说笃信不疑。 但不久后，两个小儿子却做了一个梦。 他们将哥哥身上的黑痣抠下，顽皮的向前跑，哥哥江洋则在后面追，拼命想要拿回黑痣。

两个小儿子

这梦看似费解，但若细心解读，不难发现： 小儿子尚且年幼，三观仍未建立，尚未对信仰产生意识。 在如今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他们的内心深处，早已对传统观念产生了怀疑。 所以，他们才会抠下那颗痣，想把它丢弃在别的地方，消除灵魂转世的说法。 而哥哥江洋，则代表着已经接受了传统观念的少年。 在影片最后，也正是他的劝阻，暂时遏制了母亲想要堕胎的想法。 所以在梦中，他才会一直追，想要那回那颗表面属于自己，实则属于传统的黑痣。

大儿子 江洋

自幼生长在传统藏区，长大后又在北京读书的万玛才旦，正是在用这具有魔幻色彩的梦，表达着自己对于信仰的困惑。 科技愈加发达，祖国愈加昌盛，现代文明不可避免的闯入了藏族人民的生活。 可面对着与传统相悖的现代理论，他们也陷入了迷茫的抉择。 是拥抱现代，还是皈依传统？ 这两种不同的思潮，无疑撕裂了如今的藏区社会。

爷爷质疑电视节目中的现代科技

>>>>女性视角

如果说，上述关于信仰与现实的矛盾，只是这类电影的常规操作的话。 那么万玛之所以是万玛，则在于他的升华。 《气球》是一个关于女性的故事。 女主卓嘎面对生育绑架，不惜以一己之力反抗传统，只为那一丝觉醒的萌芽。

卓嘎与丈夫有着巨大分歧

卓嘎面临的阻力，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大。 据调查分析，传统游牧民族，曾长时间保持着极高的生育率。 从六胎到十几胎不等，女性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 毕竟在藏族文化中，怀孕是上天的恩赐，是无论如何都不能阻隔的。 正因如此，安全套等计生用品在藏地的推广中，曾经遭受过重重阻力。

女医生劝说卓嘎

这是一个发生在藏区的故事，却绝不仅仅是一个藏区的故事。 《气球》打破了少数民族身份的桎梏，探究了一个全球性的命题： 女性长久以来都被生育绑架着。

卓嘎质疑信仰

本片发生的年代，导演并未明确说明。 海外放映时，为了方便外国观众理解，万玛特别注明本片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可是，片中电视所播出的试管婴儿新闻，发生在1978年。 而结尾卖羊时候用到的人民币，则是1999年才正式发行的第五代货币。 在四郎看来，这并不是一个bug，而是有意做出的朦胧性。 发生在哪个年代，无所谓。 因为女性所遭遇的困境，无论何时都没有被解决。

文/黄四郎

刚刚有个学妹跟我讨论这个片子，提到她男朋友我学长的观点，我觉得挺有意思，记录一下。 我学长是一位社会学博士，研究民俗学的。他说非常不喜欢万玛才旦这样的导演，因为他在故事里加入了个人偏见，容易引起“信仰歧视”的风险，而信仰是不应该被歧视的。 这个观点很有意思，而且在讨论这个观点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以女性主义进入这个文本的路径。 信仰歧视的风险对万玛才旦存在吗？这似乎是在批评他提供的典型的精英叙事已经完全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去反思和批判貌呈“落后、愚昧”的藏地信仰了。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觉得并不是。当然万玛才旦确实是足够聪明，规避这种嫌疑，他采取了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就是给片子一个开放式结局，医生代表的现代社会生活观念和医学理念与丈夫坚持的轮回信仰，虽然发生冲突，但是没有哪一方“赢”。 当讨论走到这一步，就会发现有一件事实不可避免的浮现了出来——当两种价值观念发生冲突的时候，它唯一的承担者是处于叙事中心的女性卓嘎。这引向那个问题：女性的被压迫和被置于客体，不仅发生在性的关系里，家庭结构内部，还发生在信仰冲突里面。一种更隐蔽的压抑与被压抑：在一个社区经历观念更迭的过程中，最先被剥削也被剥削得最狠的，是女性。医生和丈夫所代表的两种信仰大可以针锋相对，但是他们发生冲突的场域正好就在卓嘎的子宫里，而且不在这里不得以展开。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很难说万玛才旦“歧视”了哪一方。 而且这个故事当中还有另一条妹妹和男教师的线。理解妹妹的行动也有助于帮助我们理顺“信仰歧视”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条线本身就单薄，我现在还想不到应该怎么切入这个形象能为“信仰歧视”的这个观点提供论述或反证。诸位友邻可有想法？

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观影点映，映后与万玛、陈丹青、谢飞老师做交流与讨论，有所收获。 陈丹青说：“我也喜欢万玛的其他作品啊，包括弄死那只羊。”老师也真是可爱。

说回电影。电影从家庭、宗教、自由、生活几个维度讨论藏地人民的生活，设计可谓是精良的。例如，一白球一红气球，一姐一妹，一羊一人，阻隔的视听体验。这些虽不是内核，只是小的元素，但值得说一下。

影片海报中，红气球即是气球本身，也是怀孕的肚子，即是希望也是灭亡。正如影片最后一个气球被扎破，一个气球放飞，完美扣住了影片的叙事主题。 白气球是避孕套，影片的第一个长镜头就是“避孕套”视点，白与红的对比不只是冷暖色调的延展，更是避孕与子宫、受孕生命的象征。关于羊，整个片子都在讨论种羊，也在讨论“结扎人”，羊是放情的、野蛮的、需要优质品种，交配繁衍为生命任务的，而人是克制的，受伦理与信仰限制的。影片开场的几组对话，在画面中的视听上，万玛始终拿电线杆和栏杆等东西阻隔两人，人被阻隔，也是命运的不相关，俗话说，悲欢不相通。

这只是视听和符号的表意。

绝不止这些。影片的宣传语是信仰与生活，但影片的落脚点不在此。正如陈丹青老师今天的发言：“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文化下，不完全是一个宗教信仰下，而是在同一个人性下生活。”作为藏地导演，这部电影确实有所反叛，甚至anti-religion。女主角甚至说出了“他们（转世）也有可能出错的”这样的禁忌言语，我称之为“有因的反叛”，具体如何延展，却是不可讨论的，也难以和解的命题。人性，是最终的命题，也是唯一值得在意的，影片只是以点带面，传统功夫以点到为止。

说这部电影是慈悲的，因为万玛在阻隔、交融、与对比中时刻注意爱与人性的温度。妹妹的绝对禁欲与姐姐的幸·性福生活成绝对对比，方知宝贵。而姐姐在最后却说“我还不如做尼姑，没有牵挂。” 是的，影片希望达成和解，却无法真正展现和解，导演万玛在现场说：“所以只能依靠梦境。”比如海边捉痔，哥哥的“奶奶转世痔”被弟弟拿下来看，希望这转世只是身上一片贴图，而不压于人身。再比如，在超现实的场面中，青海湖边的孩童在奔跑，小孩在追，倒影在跑。脱离了梦境，女主人公在现实中却只能寻羊问路，寻鱼问水，一片倒影反射回来，却是自己苍白的脸。 《气球》先在中国调色，而后拿到泰国调色，把绿油与金黄的草丛和土地，全部改成了冷色调为主的基调，这是一小插曲。 如果没有万玛在藏地的生命经验，实在难拍出这样的东西，难怪陈丹青与谢飞老师都说，在其中看到了爱，这是万玛之前的作品也共有的关怀。当影迷朋友问到导演：是否符号化的表达大过内容，万玛说，这部片子里根本没有刻意的符号，因为信仰、生育、放羊，这只是最真实的生活，是每一个藏地人。 这话最为动人，因为真实，所以慈悲。听起来矫情的话，在真实的《气球》里，在生活里，也变得沉重了些许。

文：Tr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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