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秒钟

想必许多观众会同我一样，对最终呈现的《一秒钟》感到些许意外：它竟然是一部如此“简单”的电影，主线就聚焦于为了看逝世女儿的一秒钟影像而选择逃亡的张九声（张译饰）和被迫偷胶片做灯罩的刘闺女（刘浩存饰）两个人身上。简单的三天两夜的故事情节、简单的萍水相逢的人物关系。

对于不断在风格上“求变”但始终追寻某种“史诗气质”的张艺谋而言，这部电影兴许就是他职业生涯中在构成上最为简单、一目了然的作品。而这种简单又有如片中连绵不绝的沙山一般，表层之下承载着的是复杂精确的设计、沉重的时代记忆和无法被言说、只能被感受的“无言之言”。

拍摄这部电影，就如同挖掘出最终被风沙所掩埋的两张胶片。而理解这部电影，我们首先需要知晓的便是“风沙”与“胶片”对片中的主人公们都意味着什么。

片名《一秒钟》，不仅是指张九声的女儿在去世前的最后影像（或说是遗照）的时长——她活了一辈子，只留下了一秒钟；同时也对应着张九声在当时得知这个消息后做出的逃亡和一系列抉择——他为了看一秒钟，甘愿搭进自己的一辈子。

一秒钟的时间，足以让一个父亲最后的“纪念物”被瞬间丢弃、一个人的尊严被瞬间碾压；也足以让两个被绑在一起的陌生人，在看电影的同一秒钟里，通过对方同时想起自己的女儿与父亲，获得瞬间的温暖。最终，一秒钟被当做一种丈量历史与人生的尺度，须臾之间，一生的重量，就压在了一秒钟里。

张艺谋在电影中，让两位主角对此做了许多“有声”与“无声”间切换的传达，尤其是一些哭戏上的层次，成为了一种“无言之言”。

比如张九声在与刘闺女在开场搭车回村时，通过两人互相扮演对方的父亲和女儿，把主角的凄苦身世揭示而出，身世的凄凉与人生的愁苦，凝缩在刘浩存说笑时突然眼泛的泪光；而这份苦难所带来的一份不得已的狡黠，也在她反复多次的偷窃行为中得以一览。

又如在看完《英雄儿女》后，张九声想要反复观看女儿的一秒钟影像，他的头深深地从放映窗口里探出去，再往回头一顾，麻木的脸上瞬间连续掉下豆大的泪珠。这里可以看出张译在表演时所体认到的作为父亲的多重情感。张九声在进去的时候女儿8岁、影像中是14岁，六岁的年龄差让他在第一遍观看时甚至没认出来。此时天人永隔绝的“相认”，包含了震惊、愧疚、痛苦、开心、绝望……一个人所能想象到的所有情感。所以他的表情必然要是麻木的，而他的泪珠也必然要决堤般地往下掉。

还有一场精彩的戏，是张九声与刘闺女被保卫队发现后，背对背绑在礼堂中。保卫队的队员们为了逮捕张九声而蛰伏了一夜，就让范电影服务他们再看一遍《英雄儿女》。在看到王芳认父一段时，两个人都各自流下了泪水。

即便他们暂时身陷囹圄，却仍能够跳脱出自己当下的处境，因共情而流泪。张九声此时想到的是自己的女儿，同时也是将刘闺女当作女儿的一种影子；刘闺女此时也吐露出自己的心声，虽然自己厌恶抛妻弃子的生父，但张九声的出现让她意识到“其实我很想念父亲”。无论是张译还是刘浩存，此时都显出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表演状态，完全让身体与神情说话，表达出无法被明确诉说的时代创伤。

演员在表演时的“身体感”，还体现于多场两位主角在沙漠中追逐奔跑的戏。尤其是刘浩存在电影结尾时提着胶片灯罩的奔跑戏，是全片最令我动容的一场戏。这场戏采用了这样的设计：在一片荒芜的大漠中，前面是一队赶路的押送队，发现了范电影偷偷塞给张九声的两格胶片，将它扔在沙漠中；而后面则追逐着奔跑的刘闺女，动作的速度几乎是拼尽了全身的力气，就算跌倒也不管不顾，爬起来就接着再跑。

这种不顾一切的追逐，再也不是此前任何将“找寻”作为目标的奔跑。刘闺女只是怀揣着最为简单的告谢与告别的心思，就是这份简单的情感，成为了她行动的触发和推力。

在观看这场戏时会让人意识到，在大漠中的奔跑，演员的这种身体感宛如直接冲到了观众的面前，里面蕴藉的就是一种能穿透人物情感、时代荒芜的力量。而时间的流逝这一抽象涵义，也因此从演员的身体上转移到了现实时空中，刘浩存此时仿佛跑过了一整个“胶片时代”，让我突然拥有了一种穿越历史跨度的感受。

哭泣与奔跑，几乎是人所拥有的最为直观、简单的行为与动作，被刘浩存与张译在片中反复演绎，不仅是在那个荒芜年代里留下的真实且直接的情感，也是留下一种企图从时代中挣扎而出的反抗的生命力。

《一秒钟》的确是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但在我眼中，它与对电影本体或者说胶片时代的情怀并没有太大的关联（例如《天堂电影院》）。在那个精神贫瘠、人们的娱乐活动是只能反复观看某类电影的年代，“看电影”这件事所谓的“神圣性”本身就带有枷锁与禁锢的一面，甚至是负罪性，这种“二元一体”才是本片所关注的。

另一方面，在《一秒钟》中更可观的，还是在于电影中的电影如何承载人世间的情感，电影又是如何在人与人的相遇与别离里被催化启动，演员的表演如何传递出被掩埋的时代记忆。就此而言，《一秒钟》确实称得上张艺谋自新世纪20年来的电影中，最值得被铭记的作品。

关于电影的电影故事，每个导演都有自己的心结，2007年戛纳电影节的短片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电影》，曾让很多影迷沉迷，张艺谋导演在里面也有一个小故事。没想到70岁的时候，张艺谋拍了一部返璞归真的《一秒钟》，据说一部分来自个人年轻时的经历，他对胶片时代的怀念让很多迷影分子心动。

作为导演的张艺谋，现实题材一直是他的拿手好戏，个人最喜欢他的片子，也是现实主义色彩的《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可惜，新世纪以来的几个片子，没有真正打动我。《一秒钟》一击即中，又找回了90年代那种纯粹状态，他对电影的热爱融进了苦涩的记忆中。

《一秒钟》的故事从张九声赶路走进沙漠开始，从张九声和刘闺女再次走进沙漠结束。故事的大背景就像沙漠一样令人绝望，带着希望的逃犯张九声，不仅是现实的中囚徒，还是希望的囚徒，随时可能破灭，只是望梅止渴而死比真的渴死好一点。

在正片放映前在22号《新闻简报》里一闪而过的张九声的女儿，何尝不是带着改变坏分子女儿的希望，积极去参加劳动改造，和大人们争当先进，因年纪太小去扛粮食口袋，不幸殒命。电影没有正面讲这个事情，但刘闺女在影院和张九声吵架时，看似一语成谶的一句话，实际上是一个伏笔。

在精神和物质空前贫乏的年代，电视、报纸还不普及，除了广播，人们了解国家大政方针、重大新闻的渠道，就是每次电影之前贴片放映的《新闻简报》了，谁知道一个14的岁孩子，为了争当先进连命都没了，一生只剩一秒钟的影子。

刘闺女这个蓬头垢面的假小子，稍有影史储备的人，都会想起1981年杨延晋导演《小街》里的张瑜。这个偷胶片的贼，偷走了别人的希望，却是想给弟弟一个新希望。张九声和刘闺女剑拔弩张，但没有变成“互害”关系，最终了解对方苦衷，成了朋友，这是善良的底线。

不得不说，张艺谋在选角上，有一套独特的审美，每一届谋女郎都最终走红了，是有理由的。从刘闺女刘浩存出场以来，眼睛就离不开她的影子，执拗，帅气，不失善良，当她换上女装，变成有些羞涩的大姑娘，倒反有些不适了。

《一秒钟》这个故事可能是张艺谋对自己20来岁时，看电影留下的某种心结的回顾，荒凉沉痛有一丝明亮轻盈。被风沙永远埋葬的35毫米胶片，就像逃犯永远见不到的女儿，时代留给逃犯的念想，连一秒钟的残缺影像都没有了。

范伟演戏已经成精，范电影这个角色，中和了张九声、刘闺女身上的苦情味道，一出场就稳抢C位，表面理直气壮，私下胆小怕事、时时自保，有点小小的蔫坏，有小缺点但也不是坏人，这个人物几乎就是为他量身定做。

范电影带领群众在街上拾掇蒙尘的胶片，组织人马到后台清、吹干，和张译饰演的逃犯一起“倒带”，以及放映室里循环放映的小发明，都带很强的仪式感。尤其开映前，借着灯光直投，观众的人头、自行车等什物倒影在布幕上，流动的剪影颇有诗意，《活着》之后张艺谋又表达了一次对“皮影戏”的热爱。

大银幕上放着重复了无数遍的《英雄儿女》，过道、窗台、走廊，人山人海，大家陶醉地大合唱，膜拜虚构的英雄和看不见的荣誉，却不曾留意身边小人物的悲欣交集。带着看一眼女儿容貌愿望的张九声，为弟弟不顾一切的刘闺女，也许才是现实中的“英雄”。

残酷岁月，每个人都无法逃脱悲情的命运，命如草芥，人人都是牺牲品、试验品。《英雄儿女》（1964）上映的第二年，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席卷全国，饰演政委王文清的田方（田壮壮导演的父亲）深受冲击，被下放五七干校，重病不治辞世。饰演王芳的刘尚娴受家庭影响，几乎停滞了表演生涯；饰演英雄父亲王复标的周文彬，也丧失了表演资格……

《一秒钟》故事发生的时间点，正好是1970年代中期，《英雄儿女》里面很多演员，在他们或长或短的生命里，也正在遭遇和张九声、刘闺女差不多的苦难，作为真实的人，他们的生离死别和多数人差不多，这是电影内外难以磨灭的留白。

想起北岛的一句诗“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当然，这是后话了，是发生在《一秒钟》结束之后真实历史时空里的反思之诗，张九声、刘闺女如果真有其人，或许能熬过苦难，活成一个幸福的普通人！

自上周四晚看完《一秒钟》的提前点映，已经过去两天了，一直在想该如何记录自己对这部电影的观后感。

坦白说，观影当天，即使张艺谋导演带着两位主演张译、刘浩存来到现场参与互动，这部电影给我的感受依然是温吞的。

对于剧情设置，我有太多的疑问，甚至想不通：

为什么被称为“国师”的张艺谋会拍一部如此温情、细碎，没有太多情绪起伏的电影？

它就像一壶放在炉子上烧的热水，在即将沸腾的那一刻，被人“啪”地一下把火关了。

整个观影过程，一系列疑问都在影响我的代入感：

为什么张译饰演的劳改犯张九声非要通过电影去看女儿？他历尽千辛的原因是什么？

爱打官腔儿的范电影为什么要帮张九声？仅仅是因为他怕死吗？

为何举报张九声后，范电影还要冒风险偷偷塞给他女儿的电影胶片？他们的关系至于如此吗？

张九声为何要帮萍水相逢的刘闺女？仅仅是因为同情吗？

两年后的戏份为何让人感觉那么断裂？

既然那么思念女儿，平反后的张九声为何不直接回家看女儿，而是先去找刘闺女要胶片？

直到我和了解内幕的朋友聊起这部电影，得知影片背后的无奈与创作始终，才恍然大悟，一个个匪夷所思犹如气球版被一一点破：为了能够上映，影片中最关键的情节被迫删减了，造成了它灵魂的缺失，而它所想表达的厚重远比我们所看到的要深刻得多。

这是一部需要先看剧透的电影。

当你了解到影片中张九声的角色设定有多惨，再看这部电影时，观感会完全不同。

两个本可以促进观感，却因故被迫删减、未被提及的信息很关键：

1， 张九声的女儿已经死了，是为了在劳动中积极表现、因工作意外去世的

张译饰演的张九声被抓时，他的女儿只有8岁，他之所以历尽千辛也要去看电影，就是为了去见女儿的最后一面。

范伟饰演的范电影第一次为张九声放映《22号新闻简报》时，他并没有认出日日思念的女儿，因为他离开时，他的女儿才只有8岁，分别六年，他已经认不出长大后女儿的样子。

虚荣胆小的范电影之所以愿意帮张九声，并不是因为怕死，而是因为张九声在看电影时告诉范，他的女儿为了在劳动中积极表现、因为工作意外去世了。

乍一看，电影中的劳改犯张九声和放映员范电影是两种人。

一个是衣衫褴褛、有政治污点的在逃囚犯，一个是在队里人人讨好献媚、一呼百应、犹如土皇帝的电影放映员。

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却又属于同一种人。

他们都是父亲，都是对儿女怀着深切愧疚与自责的父亲。

劳改犯张九声，因为他的政治污点，14岁的女儿不得不在劳动中卖力表现，争着干活儿、以消除父亲对她的负面影响，最终在工作中意外致死——张九声缺席了女儿的成长，却间接造成了女儿的死亡，他只能以看电影的方式，去见女儿最后一面。

放映员范电影，因为他的工作，儿子年幼时误食胶片清洗剂烧坏了脑子——这份工作对于范电影来说，意义与代价同样重大，既给他带来了荣耀与便利，也让他赔上了儿子一生的幸福。

所以，在影片中，范电影才会再三强调“我放映员的位置是任何人不能取代的”；

所以，范电影才会充分利用工作带给他的权威，以电影之名，在众人面前夸张地虚张声势、耀武扬威，无所不用其极——这是他唯一可以弥补、平衡内心痛苦与遗憾的方式。

相似的心路历程，让范电影懂得张九声对女儿的深情。

他胆小，畏惧张九声的恐吓，他自私，他本可以放走张九声，却为了表现、为了巩固自己放映员的位置向保卫科举报了张，但他依然有善良的一面，偷偷剪下电影胶片、趁众人不注意时塞给张九声做最后的纪念……

范电影代表了特殊时代背景下大多数底层民众——胆小怕事、为求自保随大流，但良善尚存。

2. 原版的片尾，张九声看到女儿的电影胶片被保卫科队员扔在了荒漠中，并没有像上映的版本中仅仅是挣扎了几下就被推搡而走，而是彻底崩溃、反复抵抗，最后遭受了保卫科干事们的群殴。

两年后的戏份是电影补拍的后续，被平反的张九声面貌一新，不像是劳改犯、更像是即将调离的干部，刘闺女洗净了脸、穿着花棉袄，变成了白白净净的大姑娘……这一切很正面、很积极，却仿佛属于另一个平行时空。

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个梦境，一段美好的想象。

如果你对历史背景有所了解，或许你会和我一样，觉得张译饰演的张九声是不可能活着走出劳改农场的，甚至，在最后被保卫科干事扭送回去的途中，就已经死了。

据说这部电影的灵感，来自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中劳改犯陆焉识逃出农场去看女儿纪录片的片段。

同样是西北、同样是荒漠，却让我想起了那个在历史上以残酷著称的劳改农场，和关于它的那部曾位居豆瓣高分榜、现在已全网下架的纪实文学。

无论是小说《陆犯焉识》，还是那部已经无法在豆瓣上找到痕迹的禁书，被送去西北荒漠劳改的犯人实际境遇都是非常非常悲惨的，即使是文字描述仍然让人不忍卒读。

“一秒钟太短，等待却很漫长。“

当你了解到它被迫失去了什么，便会理解这部电影的可贵之处，它的精彩与意义远远超越于我们所能看到的全部。

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能有机会看到《一秒钟》的原貌。

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的主流媒体在介绍这部电影时，不必再避重就轻地说它的主旨是为了记录导演对胶片时代的怀念、表达文化贫瘠年代群众对电影的热爱。

毕竟，无论是张九声、范电影还是刘闺女，电影对于他们的个人意义，都和热爱并不粘边儿。

历经长达两年多跌宕起伏的舛难波折，张艺谋新片《一秒钟》终于惊险上映。这是在《长城》的商业爆米花和《影》的风格化权谋之后，张氏再度回归现实主义题材，且又是他最拿手的年代戏，很难不让人抱以极高期待。

尽管审查原因带来的删改对影片横加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尽管也有一些声音认为本片失之小品化的平淡轻巧，但两度观赏后，我却依然肯定这是一部赤诚精湛、富于勇气、耐人寻味的苦心之作——若非不可抗因素，必定可以称之为一部杰作。

毫无疑问，《一秒钟》的故事是简明的：上世纪70年代，一个由于被人“整了”而在农场劳改的犯人，因为想看一眼多年未见的女儿的影像，不惜冒着风险出逃，跋山涉沙去看一场电影前加映的《新闻简报》。路上，他和孤儿刘闺女、放映员范师傅不打不相识。他最终看到了实际上已经故去的女儿的样子——虽然那只有一秒钟，而后，他安然就捕。

整个故事线的时间非常紧凑，掐头去尾，实际上发生在两天两夜之内。这也是张艺谋从影以来故事线最短的片子。同时，影片场景高度集中，基本除了大漠戈壁就是那座影剧院，带有极简主义意味。

然而，我们却绝不能说这部电影是简单的。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文本、影像、表演以及影片自身浮沉命运与当代中国政治文艺环境的互文意义，这部电影都“不简单”。

暴力的时代与时代的暴力

影片开头，便是张译饰演的逃犯从苍茫的大漠中“走向”观众，他衣衫褴褛、面庞黧黑，在烈日之下步履匆匆，从白昼走到了夜晚。这样的画面和人物即时便引发了我们的兴趣：他是谁？他为何而来，因何焦灼？

这让我想起张氏另一部亦是近似开场的影片，他的名作《秋菊打官司》。巩俐饰演的农妇秋菊也是这样一步步地从景深处走到观众面前。不同的是，秋菊是从一片喧腾的当代乡土世俗中走来，而逃犯则是从70年代被尘封的那段中国人都了然却又不可说的特殊历史中走来。这当然也相应指向了不同的依归：《秋》片意在展示，而《一》片意在寻回：逃犯寻回亲情，观众寻回被遗忘的历史。

然而，寻回之路必要经历重重险阻。逃犯的第一重阻碍便来自这个不期而遇的“刘闺女”——她明明该是柔美灵秀的“闺女”，却一副男女不辩的样貌，举止甚至比男孩子更嚣张粗野。这当然是她孤儿身份缺乏管教的后果，却亦是那个年代“父子相仇，夫妻相离，人伦异变”的绝佳暗喻。而同样，她身上所展现出的笨拙的蛮横，既是出于“偷到胶片，制成灯罩”从而免于霸凌的自保，却亦不过是那个年代“道德崩解、暴力盛行”的大环境所蒸馏出的一滴同质之水。

比起结尾处崔干事一干人等的狂殴滥打，这种属于特殊年代的暴力在另外两个段落中体现得更为沉郁深刻：

一是逃犯与刘闺女初初交手、抢夺胶片的那两场无声的沙漠追逐戏，暗蓝夜色中，两人的沉默正是时代的压抑噤声，逞凶斗狠成了仅剩的交流与表达。

二是被逃犯两次造访惊吓得几乎说不出话的刘弟弟，这个神经质儿童当然是可笑的，却着实是怆痛的——那是一个随随便便就可以闯入家门的时代，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一个无理可讲的时代，一个几乎毫无保障的时代，一个可以被吓成那样的时代，他唯一的应对只有一句涕泗横流的“你是坏分子”。

与此形成有趣对照的是“暴力”之为物在主角逃犯身上的体现。据他所言，他被羁押在农场进行劳改的罪名正是“打架”，然而从为刘闺女和刘弟弟出头时与红小将们笨拙的斗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男人其实根本并非打架的行家里手。无功而返后，只能解嘲地嘟哝着“还不是你们二分场的人拉偏架”。他甚至是有些怂的。

再通过精明的范电影所下的论断——“你这是被人整了”——几乎可以断定，他劳教的原因或者仅是与人冲突，却被强扣了暴力制造者的帽子，因而展开了惨痛的命运。这就是为什么面对刘闺女“你以为你能干什么？”的诘问时，他歪过头痞里痞气地答道：“不就是打个架吗？”这实在是一种破罐儿破摔的控诉：我不过是打了架，就要面临如此灭顶的灾祸；抑或，既然已被定名为暴力，何不将虚名坐实？

逃犯真正暴力的时刻来自于临近结尾处对抓捕人员们的飞蛾扑火式的反抗。彼时他已经看过了女儿，心愿达成，再无顾虑；彼时他的善良仁义再度被唤醒，不忍独留弱女子经受摧残；当然，彼时他也心知自己无路可退。于是他毅然纵身跳入暴力的漩涡，以“冲我来”完成对自己作为有良知的人的身份的确认。在那一刻他才是银幕之内与银幕之内的银幕之外的英雄儿女。

我想，这不仅是逃犯的反骨，亦是从那个年代隐忍走来的张艺谋的反骨，尽管它可能是迟来的、温吞的、带了几分胆怯的。这是中国式的反骨。

生活的权力与权力中的生活

范伟饰演的电影放映员范师傅是影片中另一重要角色，也是最充满张力最值得咀嚼的角色。

作为一个技术精湛手艺扎实的电影放映员，工作多年从未出事故，且拥有独门绝技“大循环”，在那个娱乐匮乏的年代他得到了群众超乎寻常的礼遇和尊崇。他享受着这一切并以之为豪。

事实上，某种程度上他掌握着放映机就等于掌握着权力。他可以决定放什么，决定放或不放，决定什么时候放、放几遍。他可以发号施令，指派任务，并总能一呼百应。在被逃犯以刀胁迫强势反转之前，几乎所有的镜头里，范电影皆处于画面构图的中心，这即是对其“权力”的视觉确认。

然而，他的头上却始终悬着一朵阴云一把利剑。这种压迫感表面上来自于一个随时可能取代他的人——意图通过哥哥的关系成为新放映员的杨河，实际上则还是来自于那个充满不确定性人人自危的时代环境：仅仅因为一卷胶片运送过程中的小失误，他就极有可能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而骤然从神坛跌落，一无所有甚至成为另一个劳改犯。

这就是为什么每每遇到一点关于电影胶片的异样，他都会异常警觉，破口而出一句“谁派你来的”。在他的潜意识里，一定是有人居心叵测，一定隐藏着什么别的阴谋。他既有万般荣耀加身，却依然那般胆战心惊，因为他的权力其实归根到底只是一把薄薄的保护伞，失去了它也许就葬送了全部生活。这两者之间没有过渡与缓冲，要生活，就得有权力，在权力中，才能好好生活。何其荒谬，何其悲哀，可这就是万千中国人的宿命，这样的情形到今日有无改变，我不敢说。

深谙所谓“整人哲学”的范电影先下手为强，在傻儿子误毁胶片之后，立刻乔张做致地表示“电影放不了了”，激起群众情绪，忽又话锋一转，“可以抢救”，条件是所有人统一口风，把事故责任推到杨河身上。就这样，他与群众通过“看电影”结成利益共同体，而杨河则转为共同敌人，傻儿子的错失被掩盖，他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这场闹剧究竟是何种运动的模型复现，相信观者自明。至于接下来那场声势浩大的“抢救胶片”行为艺术，到底有几分是真需要，几分是对自己权力资质的展示，亦是见仁见智。

范电影显然有张艺谋自身的投射。张氏曾自陈，早年在陕西农村插队时，惧怕因出身不好而被集体抛弃（此处亦可与片中范所言“这一卷胶片怎么就脱离集体了”相对照），遂在村中每家门户上画上毛主席像，且要比别人画的更好、更鲜亮，才不致沦为无用之人。

张氏的画画恰如范电影的放电影，是无有他途之下对于舆论宣传公权力的一种依附和借用，只有如此方可确立自己的身份，方可保住生活乃至生命。

片尾，范电影面对崔干事等人唯唯诺诺窝窝囊囊，低声下气地争取不被他人替代，终于曝露了自己渺小悲哀的本质。原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权力之上仍有权力。而张氏不过是想要拍一部电影来自我表达，已经隐去棱角，却竟仍要面临重重审查刁难，险些禁映，两者处境，又是何其相似。

兴观群怨，艺之谋

《一秒钟》值得留意圈点之处甚多，片文只语难以尽述。这里还想再特别说一些感受。

一是张艺谋在本片中的导演技法和风格。

我喜欢它的简约和质朴，一组简单的人物关系，几个简单的场景，紧凑的故事线，却因了对景别精密准确的设计，对空间关系老辣的处理构建，及对光线色调（蓝-黄，冷-暖）的控制表现，而在视觉上显得饱满充实，有条不紊。

《一》片也是张艺谋配乐最少的一部电影，仅在2-3场沙漠戏中有青海花儿乐曲作为无源配乐，很出色地营造出了那种枯涩苍凉之感。我也喜欢所有那些有关沙漠和奔跑的镜头，尤其是风沙掩埋胶片一幕，说不出的沉痛与憾恨，让人想起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的作品。

二是片中所放影片《英雄儿女》与电影人物的巧妙互文。银幕中的银幕上，一派慷慨激昂的家国情怀，是那个年代标志性的嘹亮炽热，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英雄儿女；而银幕中，却尽是灰不溜秋的小人物：被整的逃犯，如履薄冰的放映员，失祜的孤儿，吞了清洗剂的傻儿子，还有那些面目模糊的群众。这是讽刺，却亦是必要的补充。毕竟时代的主体，永远不是前者。然而在当下的社会氛围里，竟然多少又有些“不相宜”了。

张艺谋被冠以“国师”之名，虽是戏谑，却不能不说是恰如其分的。中国传统儒家式文艺在美学与社会功能层面的最高价值取向，历来被认为是《论语·阳货》里的“兴观群怨”四字，《一》片事实上是这一标准的绝佳注解。

兴，情感之触通与投射。在片中是足以令观众动容的逃犯对已故女儿的深情牵念，刘闺女对幼弟的保护、对父亲的思念，亦是所有观众对英雄儿女的至诚顶礼——包括崔干事等人。凶恶的纠察员和被缚的男女主角一同观赏电影，却留下全然不同的泪水的画面，势必成为华语影史经典镜头，这才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电影”。

观，观风俗之盛衰。张艺谋完美还原了物资匮乏精神贫瘠时代国人对电影近乎疯狂的热爱，“狗日的能看一夜”，尽管那是别无选择的热爱。一种足与今时今日相对照的历史备忘录。

群，合群以教。在片中是四邻八乡的群众汇集一堂接受英雄事迹之洗礼，在当下是观众对历史与国人生命苦难的体认和反思。

怨，怨刺讽谏时政。想必这无需多言。可惜囿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份讽谏本应更加有力。不过，顶顶吊诡的是，或许影片本意乃是刺他日之政，历经一番荒唐波折，竟无意间又构成对今日之刺。如若作为意识形态史的研究样本，此般双面镜式的丰厚意涵大概称得上是一种幸运，然而对于一部作品一个作者，我们能给予的只有一声叹息。※

今天看新闻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一秒钟》票房过亿，我也终于想起来我还有个公众号要写了。

看完《一秒钟》之后，我也看了很多大家关于电影情节、故事结构甚至审查删减等各种各样的话题的讨论。

不过以我的体感来说，被讨论得最多的，还是新一代「谋女郎」刘浩存。

「谋女郎」刘浩存

刘浩存当然是一个有前途的女演员，《一秒钟》当然也是一部有诚意的电影，但是，在这部电影中，如果不带有特殊的个人审美色彩（张艺谋显然带有了这种审美色彩）以及戏外对于演员个人的颜值滤镜来评价角色的话…

是的，刘浩存所饰演的刘闺女一角，实际上是非常薄弱的。

甚至不夸张地说，从成片结果来看，刘闺女这个人物的人物可信度极低，给人的感觉非常不真实。（没有冒犯的意思）

而这种人物塑造上的不真实，当然是很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演员本身的稚嫩等等客观因素，但这里我只说我认为导致这种不真实产生的、最为致命的问题，那就是：

选角。

因为演员的素质是有区间的，导演怎么调，她们就怎么演。所以其实对于成片的那种脱离现实的感觉，导演要负的责任更大。

当然，我这么说可能有一点尖锐，我先抱歉。

但是这也的确是事实。

根据故事设定，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西北某地，一个基本无父母可依、并且还有一个弟弟需要照顾的穷苦小女孩刘闺女。

她应该是什么样，才具有可信度呢？

这一点，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但是，不论如何，这个女孩子，绝对不会看上去像我们现在的普通小孩一样健康、纯净、白嫩。

为什么呢？

一方面，以物质来源来看，刘闺女家的长辈对于她的抚养和物质供给，是很匮乏也很不负责任的（由车上刘闺女讲的故事可知，以影片来看，父母及长辈均缺），加上她年纪尚小，劳动能力低，所以除了组织和邻居接济之外，她的物质诉求只能通过旁门左道实现，难度也不小。

所以，这就注定了刘闺女物质生存上不可能富裕。

而对于成长期的小孩子来说，穿用都还可以凑合，但是如果饱腹难度都很大的话，那么这种生活条件比如对于他们有更实际的影响，那就是身体上的营养不良（可根据具体条件分为高度、中度、低度不同档）可能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包含但不仅限于发育问题等等。

另一方面，以物质消耗来看，刘闺女除了需要负担自己的生活以外，还要负担更加年幼的弟弟的生活，自己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这些前情提要，基本上都已经从侧面刻画了刘闺女的健康状况，进一步划定了刘闺女的形象落点——

她得是个不起眼的姑娘。

这种不起眼，我再翻译一下，叫做「黯淡」。

对，刘闺女需要黯淡。

什么意思？

为什么好好的一个小女孩，非要黯淡？是不是见不得人好呀？就因为人家家里穷，人家就得不起眼，就得黯淡吗？人穷志不短不行吗？

诸位，我知道，包括国师在内，大家肯定也有很多道理，认为刘闺女就是刘浩存这个形象，但是从人物的合理性出发，它又的确是有缝隙的。

我所谓的刘闺女需要黯淡，不是指她需要在影片中体现出一种垂头丧气的感觉，也不是指她眼睛里不可以有光，而是：

时代会赋予人一种时代本身的色彩。

秋菊属于她的时代。

张艺谋电影《秋菊打官司》

魏敏芝属于她的时代。

张艺谋电影《一个也不能少》

她们作为角色的说服力，是一目了然的。

大家甚至可以可以更通俗地把这种时代同化力理解为，大环境必然会给个体们烙下独特的环境印记。

尤其那又是一个较为「集体主义」的年代。

就着《一秒钟》，我们来看看张艺谋拍的看电影的群众的群像：

我们随机选择其中几位女孩看一下：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这些群众演员，她们固然也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但是他们脸上都很统一地有一层浸泡在普通的生活里的「灰」。

这层灰，不是化妆师给演员脸上抹的那些深色的粉底，而是他们同样地在这个时代里、同样普通地活着。或许当聚光灯照过去时，他们也有各自的明亮，但是在一个集体的环境下，她们也是不敢发光的——这才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人的特点。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把这种特质理解为「不像明星」，就像个普通人。

像或多或少地受过生活的折磨——

因此有了一种看电影的渴望。

这是我理解的《一秒钟》。

也是我个人赞同《一秒钟》是张艺谋写给电影的情书的点：

在那个物质匮乏、信息闭塞的年代，人们依然在内心深处有一种对「非现实」的渴望。银幕上的电影，实际上并不一定是让观众们都喜欢的，但是不论对于放映员还是对于观众，电影都能够满足他们的一种刚需性的「寄托」与「逃避」。

基于这一点，我认为国师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真诚的。

他有关于那个年代的感情，关于那个记忆的抚摸和依恋，从创作姿态出发，他是一个非常值得敬佩的电影人。

… 只是在「谋女郎」的审美上，私人化了一点。

他并没有把电影中群众们身上那种一以贯之的黯淡，延续到刘浩存饰演的刘闺女身上。

相反，她明亮得刺眼。

刘闺女虽然穿得很邋遢，还搞了个很出戏的爆炸头（我下篇再吐槽这个爆炸头！），但是不论是眼神还是肢体，都称得上「神气」，称得上「纯洁」。

她连说谎的时候，眼睛里都亮晶晶的。

哭的时候也是。

哭得很美，也很真，我见犹怜。

但是问题就是，它会让人觉得，这个女孩在过去的那十几年的成长中，被保护得很好，不曾受到生活的折磨。

她的一切，看起来都太新鲜了。

新鲜得像动漫中的人物，让人难以感受到生活的风沙与粗粝。可信度很低，低到几乎让人觉得张艺谋看走眼了。

没错，当我们站在一个特别写实戏的角度，来看《一秒钟》的时候，可以非常笃定且自信地说，这个人物是不成立的，是「选角失败」的。

但是！

但是！

这里，我想再给出一个新的可能性。

那就是，假如说，刘闺女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假如说，刘闺女，实际上只是张九声被放出来之后，心里想象出来的一个虚假的、被他主观美化过的人的话，那么这个故事、这个选角反而格外成立。

也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故事真相就变成了：

1、张九声因为知道女儿在积极抗面袋子的过程中，意外身亡，所以即便冒着巨大的风险，也要去电影院看那一秒种的女儿，最后被捉回去了。

2、张九声被放出来之后，因为过于思念女儿，而又没有生活的寄托，所以在年事已高的日子里，记忆和精神出现了一些问题，他想象了一个刘闺女，想象了一个《一秒钟》的故事。他为自己编织了一个自欺欺人的残酷童话。

这充分符合了我们前面说到的，电影的「逃避性」——

失去了一切的张九声，面对不了那一切。他必须骗自己。

如果站在这个角度，那么，选择刘浩存，就恰好是一个完全站得住脚的决定。如果她只活在张九声（或者张艺谋）的记忆中，她就是应该被美化的。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无需再诟病刘浩存这个人物——不论是跟外界的关系的处理（对张九声和小混混到底是什么感情），还是跟自己的关系的处理（到底对生活的态度是什么、对弟弟和未来的希冀是什么），都过于模糊。

并且也只有站在这个角度，故事的简陋（如果它只是被加工过的回忆，它是可以这么简单的）、洗胶片的戏剧性、和沙漠中的行走，才显得格外痛苦、格外哀伤、格外浪漫。

我不知道这个解读，是否是我自作多情，但是我觉得它也是成立的，所以写出来给大家参考。

关于导演的真实创作意图，其实在电影被拍出来的那一刻，其实就已经交给了观众。大家可以随便理解。

从我个人出发，我更愿意相信导演的《一秒钟》，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场似是而非的梦、半真半假的谜。是他的遗憾。

就如同我愿意相信，那个在风沙中踽踽独行的清瘦男人，

根本不叫张九声，

而是叫做，

张艺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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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时间感觉颇有些不同，比如《子夜》和《日出》，倾向于一种抽象寓言，而《时间开始了》则开启了新的时间刻度，在这之后，《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就让历史中的时间显得前所未有地精确有力。再往后，新时期和新世纪的时间感觉也很不同，比如80年代被描述为“大得难以置信的时间单位”和“黄金时代”，而新世纪以来的青春体验则是“在大大的绝望里小小地努力着”的“小时代”。时间感觉的不断调整——从抽象到具体，从宏大到渺小——构成了书写现代体验的重要标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秒钟》要从什么样的角度讲述一种什么样的时间体验，其实是一个重要问题。

但这个问题因为太抽象，所以不容易被察觉，大家主要关心的还是两个非常具体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伤痕，怎样删减。整个故事围绕电影和胶片展开，上映之前张艺谋就说了，这是献给“所有爱电影的人”的“电影情书”。坐下来一看，不愧是国师，范电影组织人民群众抢救胶片、电影院里全场合唱《英雄赞歌》、戏里戏外呼应对照的高潮戏拍得十分到位，光、影、幕、人相映成趣。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爱电影的情怀和历史创伤之间的裂隙似乎并不能轻易合体，所以毛尖戏称国师牌伤痕为“刮痕文艺”，谓之伤痕不足，情怀有余，刮一刮嘛点到为止。

说起点到为止，《一秒钟》也颇为委屈，因为“技术原因”屡次电影节撤档，审片过程中又不断修改，最终能上映就已经留下了时代的眼泪。劳改犯张九声的女儿为摆脱他的影响，获得先进，在面粉店争扛麻袋，意外被车撞死了，最后只留下新闻简报中的一秒钟镜头。张九声冒死从劳改农场逃出来看电影，就是为了这一秒钟。根据张艺谋的采访，这一段就掐了没播。不仅如此，张九声、刘闺女和范电影三个人的家庭和过去都尽量略去不表了，于是影片中人和时代的矛盾就被弱化为了人和事的冲突。学生说，好气哦，泪点都被删掉了。看起来，好像又回到了那个老问题，是现实的原因让我们的历史题材总是教化大于批判，最后就只好反思不够，情怀来凑。

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觉得影片深度不够，原因只在于删减吗？ 应该说，并不是因为有删减，所以只好情怀，而是删减与情怀本就是历史创伤的一体两面。 一边是抽象的历史创伤落在具体的人身上，由此触发不可抗拒的超越个人的痛苦；另一边则是在革命浪漫主义的集体感召之下，对理想自我和理想未来充满期许：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后文革时代回顾历史时必须面对的复杂命题。

于是我们看到“发疯”成了典型的“文革后遗症”， 从《泪痕》（1979）中装疯以自保的孔妮娜，到《花园街五号》（1984）中真疯的被锁在房间里的市长儿子，再到《村戏》（2017）里从英雄走向精神病院的奎疯子，文革的幽灵始终以疯癫的形式存在。疯癫是个体对无法自洽的现实逻辑的回避，因此，只有讲清楚了如何发疯，才能同时讲清楚历史的激情和裂痕。

反过来说，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张艺谋上一部文革题材作品《归来》（2014），在面对历史时显得如此无力。《归来》一边把“文革后遗症”讲述为“失忆”，一边又将唤起记忆讲述为一种爱的温情。但观众都知道，真正能刺激并启发冯婉瑜找回记忆的昨日重现，其实是痛苦的别离，而不是温馨的重逢。既要批判，又要温馨，或许才是问题的根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秒钟》的进步就在于找到了一个刚好的尺度。在三个破碎的家庭里各取一人，让他们命运交汇，让无意义催生意义，而不是强行赋予意义。同时，也不再强行缝合破碎的家庭。假设没有那个两年后的结尾，故事就在沙漠中戛然而止，刘闺女以为帮张九声捡起了东西，但胶片已在风中逐渐被掩埋。这或许比《归来》的温情，比《闯入者》（2014）的暧昧不明要好很多。当然，这也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删减审查之后的电影还是原来“那部”电影吗，还值得看吗？

虽然《一秒钟》号称致敬电影，但打动我的并不是影片中的“爱电影”。无论是范电影、刘闺女还是张九声，恐怕没有一个人真正热爱电影，即使是积极抢救胶片、看了许多遍仍然生怕错过一秒的观众们，也很难说他们热爱的是电影本身。看电影和爱电影未必是一回事。

真正触动我的只能是“电影”自身的复杂性。影片中涉及到电影放映的部分总会出现双重景框和多重凝视。电影与现实的关系也呼之欲出：礼堂银幕上女儿在争扛面粉争当先进，银幕下劳改犯爸爸大战保卫科；张九声和刘闺女被捆在一起，银幕上是《英雄儿女》中王芳找到了父亲。

不仅如此，电影文本的复杂性还表现在，正是被删减的、被改动的与此时此刻的影片，共同构成了“那部”电影。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同意公映版不值一看这种说法。与其把没有看到的当做遗憾，不妨把缺失看作一种“失忆”。 张九声没有在电影中说出女儿的死，仿佛一个失忆的父亲，永远追逐着22号新闻。应该说，张九声的女儿死或者不死都不能改变故事的悲剧性。假设女儿没死，生活对张九声来说也不会更轻松。如果觉得越惨痛的才是越感人的，那我们可能仍然还陷在情感主义中不可自拔。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只能说《一秒钟》的成功是有限的成功。一方面，它把《归来》中三段冗长的时间压缩为了一段（如果不考虑结尾的话），只讲一件小事，不再既要又要。回到开头的时间感觉问题，这种后退一步，只展示一个历史切片的拍法，是更贴近当下的时间体验，反而展现了一种力量。

但另一边，在聚焦“一秒钟”的同时也丢失了对历史的追问，“一秒钟”到最后只能是张九声的自我救赎。对这部电影，对这一系列电影真正的不满足大概也在这里，不是因为他们不回答历史的疑问了，而是因为他们不再向历史提问了。有时候提出问题可能比回答问题更重要。就好比有时候没有拍什么，或许比拍了什么更加重要。

文本已发表于《北青艺评》，发表时有删改

历史尘埃里的一粒灰，落到现时今世就是一座山

《一秒钟》就是这样一部轻盈且沉重的电影。

故事开始于一片culture revolution时期的西北半荒漠，单纯从象征的角度来看，这片半荒漠是如此的应景，既是过去，又像现在，而相信看懂这部电影其实是毫无困难的，与之想比，探究国师的叙事方法，说实话，对《一秒钟》来讲是一件相对无聊的事情，因为其细致分化下去，这就是一个或多或少标准的“统计学”概念，只存在于叙事的内容也产生的结果是否为观者接受的问题。对于厌烦和现时主旋律唱反调，厌烦总是沉湎于过去反思，希望能多多讲讲我等巨擘之国大好河山、大好形势、大好未来的人来说，当然是没有什么接受度的，尚且也不必非费那九牛二虎之力说将出个什么必须让他们明白的道理来。但对于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意识、甚至不同的生命阶段相同的人来说，艺术家用他的语调来讲述，是要向能体会这一语调，可以自行消解叙事者与接受者之间距离的对象们表达他想表达的意愿的。从这点上回顾起来，关于国师，除了他有名商业大片外，《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甚至《归来》，基本都是可见可感的乡土人情，这股乡土人情总是抱着一股国人生活中，应该有些盼头的期求，再回到想必很多人可以轻松看懂的论断上，如果你感受到了电影中这股期求，那么相信你就明白了这部电影。如果细致追问这份期求的力学特征，大抵可以由国师大概最有名的电影《活着》来概括，也即在电影内与余华书外所表达中国人始终向着“存于世”残喘的努力，可谓国民性，而在《一秒钟》里，这份诉求，尤指在绝望看不到边际的黑暗时代里，再看女儿最后一眼。

不过在《一秒钟》的故事中，还存在着另一部样板戏《英雄儿女》。《英雄儿女》讲的是抗美援朝英雄先烈们的故事，其中我们的英雄王成在守卫山岗之时，前有敌军，后有匪寇的情况下，哪怕战斗至几乎只剩他一人之时，依旧英勇杀敌，坚决抵抗，甚至在弹尽粮绝的危难关头，操起巨石砸向美国鬼子依旧勇斗不懈，在面对潮水般敌人即将失守之际，抱起必死之决心，向师部后援喊出“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最后用仅剩的炸药管与敌人同归于尽，堪称一代可歌可泣的无畏事迹。

细细说来，相信没有任何一名有良心中国人不会为“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句话而动容，因为那不仅象征着先辈们为了保卫家园而做出的不得不的牺牲，也象征着为洗刷中华百年近代屈辱所做出的有力呐喊，更是中华民族千年来舍生取义气节的凝聚。那么其实也不难发现，“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力学特性就是把胜利置于在了最崇高的位置，从而获得了一种超然的地位，为了最崇高的目标，当然“我”也即英雄王成是可以牺牲的，这在绝对意义上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如果失败，这背后的代价可能就是人可否继续存续生存等至关重要的生死存亡问题，这是功利主义的计算，当然也可以说是非常时期当然要用非常办法来面对的不得不方法。

而当已经渡过了那段共和国艰辛斗争的岁月，回到现时今世时，我们无疑又有了新的时代话语，即“发展的问题只能靠发展来解决”，“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与“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对比而看，发展无疑就被放到了一个类似“胜利”一样，至高无上的位置，那么这就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栗如，如果现在那些亟待被先富带动起来的“后富”的穷人、打工人们，他们想改善自己的生活境况，但是假如他们想改变生活的努力，可能会“破坏”富人们创建的“优良、可持续”的发展环境，进而影响发展怎么办？那么这个时候，因为发展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了发展可以继续高速保持，想“后富”的穷人、打工人们的利益诉求也就不是很重要，甚至要被置若罔闻了，所以也就只能牺牲想“后富”的穷人、打工人们的利益和诉求；又栗如，如果现在备受所谓“男权社会”压迫的女性们想要改善自己的被剥削的、被压迫的弱势地位，但却可能会破坏男权主导的社会高速发展模式，那么，因为发展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只能“被迫无奈”地压抑女性们严正又合理的诉求了。所以实际上，这些个新时代话语的真实本质，其实就是一套话语体系上和实际操作时的伪概念，因为发展的问题不可能只能靠发展来解决，就像只经济发展并不会解决所有问题，甚至可能连经济问题自身都解决不了，要不然就没法解释为什么广东省、福建省、浙江省的人们手里的钱呈指数增长越来越多，却为什么还是那么重男轻女等等一样诸多问题，而反而可能更为其此时发展的不充足，向未来发展的大饼愿景看去，而进一步增添加剧现状不公平的合理化，而且也许正是因为其他方面有所亏欠，而且亏欠太多太多，所以才会一直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打造成正当性，这也正进一步在无形中体现了某些现时至高无上的“可笑”律令的二律背反。

那么秉持着这种二律背反的视角再来看电影，电影中的戏剧张力也就一目了然了。那个时代毫无疑问是以一种不可撼动的思想作为最高存在的，引申下沉，张九声因为成分不好进而劳改时，劳动改造就是他至高无上的律令，这也就与他逃出劳改农场看女儿最后一眼的正常人类具有的情感呈现出了不可调和的力学冲突，当然也就成为了不被容许、必须抹杀、犯罪一般的存在。在此基础上，那个只存在于胶片上、影像中、记忆里的女儿，也就成了整片的麦格芬，而胶片遗落两年后的补拍光明“新生活”段落，则坐实了女儿以不在世的麦格芬属性，因为如果女儿还活着，来找胶片就不符合人物最大的动机，以此也就能反推出删减部分的大致内容。

单纯为了活着而活着，与为了逝去之人而活着的人相比，实际上就是彻头彻尾的虚无，但这是彼时之人存在的最高律令，同时也就是对culture revolution最大的批判，国师展现的这一真相，活着的虚无，也是对时代的控诉。表面上，《一秒钟》有着一个元电影的外壳，它借由一位“罪孽深重”的父亲最后的希望可以目睹已经逝去女儿在荧幕上的“永生”组成了故事，而实际上，电影则借由只存在一秒钟的两帧实体胶片所组成的非罗兰·巴特刺点，探究了culture revolution整个时代的不同知面（张九声，刘闺女，范电影），此时的“元”，除了依旧是那个一元的“元”，更是一个主客不分离、过去与现在不分离，轻盈与沉重不分离、彼时与此时亦不分离的“元”，悲剧上演于历史和电影中时，尚且可以观而置之，而现在依旧很多崇高的“经济发展解决一切”、“重回世界之巅万事皆好”等等丝毫不容置疑的最高律令，却会在可预见的未来中，一次次以类似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 式的二律背反地要求国人们驻足后再细细思量，到那个时候，可能就需要你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回望那段曾经的历史记忆，与它巨大的悲剧所带来的情感，可以说，理解了这种情感，你不单单只会理解这部电影，更会理解面向未来我们应该走的方向和不应该去再次尝试的险途，到了那时，我们可以说，过去的一粒灰，落到现在成为了一座山，兴许也能在明天，变成一块真正可以踏之其上、回首侧望的垫脚石。